把人均收入和gdp两者的增长率看得同样重要

把人均收入和gdp两者的增长率看得

同样重要

虽然我国GDP的增长率属于世界前列，但大家还是不太满意，有很多有识之士对此做了种种分析。本文把我国GDP增长和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结合起来分析，试图以此解析我国GDP增长的缺陷；并提出改进之道：在考核各级政府经济方面的政绩时，把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提升到和GDP增长率同样重要的地位。

一、 政府主导经济之下GDP增长的特点

其一。

假设（仅仅是假设）2000年全国产出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为9千亿元，经过01年一年全国人民人力方面的辛勤劳动，同时耗费了一定量的物力和自然资源，到01年底实现了1万亿元的GDP，那是不是表示说全国人民能享受到的物质财富增长了1千亿呢？不是。因为可能这1万亿的GDP中有一些是企业没有卖掉的存货。笔者查到的一个数据是，我国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96年是1.33万亿，五年后累积为3亿元，再过一年（02年）累积为4亿元；而02年我国的GDP总值是10.2亿元①。这当然不是说10亿元GDP中有4亿元是没有卖出去的存货，这4亿元是好几年积累下来的。但这也毕竟不是小数字，它表示出我国一些企业的效益较低（主要是国企），同时也表现在以国企为主要贷款对象的国有银行的坏帐率较高上。

如果一年增加0.5万亿存货，虽然这些产品生产出来了，也记在了GDP增长中，但却对国民的生活没什么意义，甚至基本可以算作浪费。这种情况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程度会轻很多；因为各个企业的所有权明确，投资硬约束；老板看得最重的就是投资效益（而不是GDP增长）；一旦发现销售情况不对，会立刻改变经营策略，实在不行就申请破产，决不会任存货增加、亏损增加。但我们的国企是投资软约束，反正投资的钱也不是企业老总的，老总对企业效益没那么紧张，甚至不时出现“庙穷了方丈却富了”的情况，结果就是存货越来越多。所以说，不能反映存货问题显然是GDP指标设计时的缺陷；但这个缺陷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得到了有效抑止，却在我国的国企中变得较为严重。 其二。

让我们不考虑存货问题，假设01年全部的1万亿元都是销售出去的，所有的企业得到了总值为1万亿元的收入，那么如何分配呢？大致上分到三方面：员工、企业和政府；员工主要以工资奖金的形式，企业主要是进行固定资产折旧、再投资和利润，政府主要是以税收、收费等形式收取。目前的问题在于：员工（也就是国民）的收入偏少，政府的收入偏多。

从97年到04年，政府收入共增长了204.7％，平均到每年大致是18、19个百分点②，所以刘伟（北大经济学院院长）说财政收入连续多年多出GDP增长速度的一倍③。就最近来说，03年GDP增长8.5％，税收增长20.3％；04年GDP增长9.5％，税收增长25.7％④。与此同时，自19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长为5.2％⑤。简单说就是，虽然每年GDP增长8、9个百分点，但其中分配给政府的比例越来越大，增长速度大于GDP增长的一倍；相应的，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小于GDP增长的一倍。去年《福布斯》杂志将中国评为世界税负第二高的国家，激起国内一片热议。是不是第二高可能说不太清，但我国税收很重应该是个实情；而且还要加上各种预算外的收费，更要加上各个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从01年到03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达到9100亿⑥。我在以前关于房地产的文章说过，香港房价贵是因为政府拍卖土地的价格贵，但是香港的税负属世界最轻之列，香港的财政收入就是靠卖地；但是我国国民既要交很重的税，又要交很高的土地拍卖金（政府收了开发商的土地金，开发商自然会将其放在房价里。）。

国民拿到手里的钱较少，自然购买力就低。当然如果政府收取了较多收入后，能拿出很大部分投入到教育医疗福利保障方面，也就等于增加了国民消费力；遗憾的是，政府在这方面投入得不够；于是大家抱怨上学贵医疗贵还要存钱防老防意外。结果就是从00年到04年，我国国民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由61.1％下降到53.9％，也就是“内需不足”，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9％。所以罗伟忠（中央党校理论部）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二十多年，我们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而日本、韩国等高增长二十多年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也就是说，我国GDP的高增长没有带来收入的高增长。”⑦，他说的当然是实情，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是GDP增长速度除以2，并不能算很高。

政府收取的钱较多，其中用回到国民身上教育医疗福利保障的部分又较少，那么大多用在何处呢？一是自身运转的开支，二是固定资产投资。

在自身运转方面，目前我国行政事业费的开支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40％，年增长率为17.7％⑧，这恰好也是多出GDP增长率的一倍。现在每年的公务员考试都是百里挑一，说明大家都知道公务员的待遇很好。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主要集中在一些大的工业项目和公共基建项目上。这也很容易理解。各级政府在投资时会有几个基本考虑：其一，各级政府的领导都有很多行政管理工作要做，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去把握很多中小型项目，所以会集中于大型项目；其二，各级领导由于不可能拿出很多精力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所以往往“凭感觉”决策，所谓的“拍脑袋”决策。于是我们看到前些年的彩电冰箱，现在的汽车钢铁电力，都出现了“过热”“重复建设”的问题；其三，大量投资于基本建设，因为基本建设不太会出现亏损问题，起码不会立刻出现，“总是有用的”，而且十分“现眼”，容易作为政绩。当然在投资方面还有国有银行，国民由于缺乏保障感，而且因为是经济起飞的第一代人有着节约的习惯，所以储蓄率很高；而现在的四大商业银行也是政府办的，于是其投资也是集中于大

的工业项目和基建项目。附带地，这也就导致了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因为第三产业虽然和国民生活息息相关，但其投资特点是项目众多、规模不大，恰恰不适合政府投资。总之，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偏多，由于高储蓄，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自然偏高，其占当年GDP的比例一般为35％，近年更上升到50％左右，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17％。有很多论者提出要降低投资率，可是在政府收入偏高，而投放在教育医疗福利保障上的量又偏少的情况下，很自然地要进行投资；否则，巨量的财政收入难道锁在保险柜里？难道再给公务员加工资？

以上我们分析了“2001年”（假设的）1万亿GDP的分配情况，所谓“分配决定生

产”，那么这种分配状况对第二年的生产会有什么样的导向作用呢？显然，第二年开始时各个企业会生产那些能销售出去的产品。其一，国民的收入增长得不多，购买力自然不旺，那么这方面产品的生产也就不会很旺，大概比上年增加生产4、5个百分点即可。其二，政府运转费用增长较快，达17.7％，那么这方面的产品会生产得多一些；于是我们看到有很多高档酒家应运而生，还出现了很多高尔夫球场，还进口了很多洋酒，当然还有其他种种高消费场所；在这些方面公款消费占了很大比例。其三，政府需要将巨量的财政收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那么这方面产品就高速生产出来，大量的高速公路、城市广场、港口、开发区、磁悬浮列车、“市标性”摩天大楼等大型工程不断涌现，全国像一个大工地；而这些工程的上游行业如水泥、钢铁等同样增长迅猛。

那么，如果说“2001”年的GDP是1万亿，到了“2002”年上升为1.09万亿，增长率为9％，它的确意味着经过一年全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以及消耗了大量的物力和自然资源，全国的产品和服务的产出增加了9％。可是，在其中，国民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比如猪肉、啤酒、公交汽车、服装、住房面积、药品等，总 …… 此处隐藏：1053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