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对生态美学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建构

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对生态美学

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建构

赵奎英

内容提要　生态问题与语言问题密切相关，不同的语言观念对于生态美学文化研究会具有不同的意义。以结构—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强调词物分离的话语优先理论，是生态美学文化理论的直接“杀手”，而西方传统的强调“物”的本原地位的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也不足以为它提供全面支撑。比较而言，海德格尔的后期语言观对于生态美学文化研究来说则具有历史性的建构作用。

一　生态美学文化研究与语言问题的提出

生态问题虽早已存在，但生态文化则主要是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中兴起的。如果说西方历史上的现代是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那么后现代则是以高度符号化、语言化的后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这种符号化、语言化一方面表现在后现代作为高科技媒体时代“堪称实实在在的语言时代”（海然热语）的现实状况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关于这一状况的赋予话语理论以优先性的后现代观念、理论上。就像《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一书中所说的：“就赋予话语理论以优先地位这一点而言，后现代理论大体上追随了后结构主义。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发展出了用符号系统及其符码和话语来分析文化和社会的话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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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社会里，真正的“自然”已不复存在，各种各样的现实就像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在把语言学当作一种方法和把我们今天的文化比作一场有规律的虚妄的恶梦之间存在着非常和谐的对应。

因此我们说，不仅是现代工业文明破坏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只是现代工业文明才是需要批判反思的东西，后现代文化本身也是需要批判反思的。西方社会的符号化的“后现代状况”和话语性的“后现代理论”，也破坏了、疏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的自然生态甚至精神生态问题进一步加剧。可怕的是，这一现象并不被人所重视，甚至不为人所觉察。如果说，西方现代性有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和工业文明意义上的现代性两种类型，美学现代性已经包含了对工业现代性的反思，西方后现代性也有两种类型，那就是生态的、美学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性和话语的、后工业的、解构性的后现代性。而那种生态的、美学的后现代性则不仅是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结果，本身也潜在地包含了对符号的、话语的后现代性的反思。为生态文化提供支持的后现代科学家大卫·雷·格里芬，就曾对这两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进行区分，并对那种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真理观、语言观进行了批判反思。这也表明生态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言观的问题。

尽管上述所说，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状况与文化观念而言的，但由于目前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说，高度符号化、语言化也是中国当代语境的特点。而我们当前的生态美学文化研究也正是处于这样一种语境之中的。但实际上，思考生态美学文化与语言问题的关系，还不仅是由“语言时代”这一特殊处境决定的，而且也是人类作为“语言存在物”的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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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认为，是工业文明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导致了生态问题。但实际上，生态问题既不是在现代才开始的，也不只是工业文明才导致或加剧了它的存在。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损害了自然的“肌体”，使自然受了血淋淋的“外伤”，那么，以高度语言化、符号化为标志的后工业文明，则让自然受了不见血的“内伤”。因为一方面，高度符号化、语言化的后现代状况从现实形态上遮蔽了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另一方面，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强调话语优先性的解构性的后现代理论，则从观念上根本性地取消了自然。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的“自然”不过是一种文化的“建构”、语言的“效果”，它从来都没有真正存在过。符号化、语言化的后现代状况与强调话语优先性的后现代理论相互呼应，共同压抑着、消解着自然的现实和自然的概念，难怪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会认为，在当今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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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自然和文化现象，人们很早就开始以语言界定人的本质了。人作为一种语言性存在物，人们的语言观关系着他的存在观，人的言说方式影响着他与世界之间的关联，如果没有生态化的语言观和生态性的言说方式，也就不可能有生态化存在观和人与世界之间的生态关联，生态美学文化研究也是难以从理论上真正奠基的。但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充分认识到语言问题对于生态美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不可否认，在中西语言哲学史上都存在着生态美学文化可资利用的语言理论资源，如中国道家的语言观就包含着明显的生态精神，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后现代语言哲学中，海德格尔后期的诗化语言观则可以提供更加直接、更加系统的语言哲学资源。但遗憾的是，海德格尔同德里达、福柯等人一起都被格里芬列为“解构性”的后现代思想家，从而排除在生态论、有机论的“后现代科学”的视野之外。而这些年来国内学者曾繁仁先生的生态美学4

研究，对海德格尔的生态存在论给予了高度关注，使我们得以从生态学眼光看待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并深刻地感受到海德格尔的后期语言观对于生态美学文化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性的建构作用。要想说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西方的哲学语言观进行历时性的比较梳理，说明它们对于生态美学文化研究的不同意义。

二　语言的“附魅”、“祛魅”与“复魅”对

生态美学文化研究的不同意义

我们知道，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目标，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问题。与这种目标相一致，人们的语言观念对生态观念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如何看待“语言”与（客体）“自然”的关系上，一方面表现在如何看待“语言”与“人”的关系上。语言与“自然”、“语言”与“人”的关系，表现在语言哲学史上实际上也就是广义的“词与物”的关系问题，具体说来也就是“词与物”（这里的“物”包括观念实在）的联系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问题，它是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从最概括的意义上对西方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作一梳理描述的话，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具有阶段性的四种代表模式：古代以“摹本主义”为代表的强调客体性的“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近代以浪漫主义为代表的强调主体性的“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现代、后现代以结构—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反主体性的“符号任意观”和“词物分离论”；后现代以后期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强调“四元同一”的“大道道说观”和“词物共生论”。

西方传统（古代、近代）的“自然语言观”认为，语词与事物、名称与实在之间存在着自然或天然的联系；传统的“词物对应论”则不管这种联系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坚持事物、观念、声音、字词之间存在着“原子式”的

一一对应关系，并且认为“事物”在这一对应配列中具有先在性、本原性的意义，语词不过是事物的“摹本”或“表象”，它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是西方传统语言观的主导类型，只不过古代是从客体性、近代是从主体性方面理解语言的自然性、对应性的。而自从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以来，这种传统语言观被认为是滋生各种“幻觉”与“欺骗”的基地，受到了来自各条路径上的揭批，其中结构—后结构主义的“符号任意观”和“词物分离论”成为这种“反幻觉”语言观的代表性模式。根据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约定的，它既与对象世界的事物不存在对应关系，也是不受主体人的控制的，语 …… 此处隐藏：1267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