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解说词-手打精校版-第四集-再构(2)

曼纽尔·卡斯特尔：如今所有庞大和等级明确的体系都在衰退。相反，在水平网络中，人们可以相连、分离、相聚、分散，整个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形式都在变化。我们曾经谈论过后工业化社会，‘后’意味着我们并不明白。

人类社会一经诞生，就有金字塔一般由层级堆累起来的醒目中心。在互联网时代，金字塔塔顶上的那块石头已经可以轻松地触摸它基座最深处的那一粒岩石。不论在哪一个位置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拥有了新时代的上帝之手。

微信，五亿；新浪微博，五亿；QQ，八亿；脸谱，十二亿——这些惊人不断成长的数字田野里，瞬间崛起的不是数字，而是数字背后的声音和人。

2013年1月1日，公安部颁布新规，闯黄灯要被扣六分。这是超过一亿私车拥有量、超过两亿机动车驾驶人的国度的黄灯。新规实施的早高峰刚过，网络上就开始浪潮般涌出关于黄灯的悲喜剧。那天，带有“黄灯”标签的微博，始终排在热门搜索首位。新浪微博仅1月1日一天，有关黄灯的微博多达近十万条。网友在微博上传的因黄灯急停发生追尾事故有一百多起。网络产生的力量，让这一天有关黄灯的故事成为全中国人共同的话题。

克莱·舍基：因为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没有任何媒介能够让任何人在比自己能够聚集的人群更大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看法。而现在突然之间，你可以在博客上、维基、微博或者其他任何服务，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数百万人都能看到。这带来的效果就是破坏传统媒体成为唯一一个公开表达观点的媒介。

马路上司机们的亲身体验和感知在微博上发散着，在论坛里碰撞着，在微信中流淌着。互联网汇聚的声音，瞬间吸引了举国上下的注意力，也迅速从街头路口汇聚到国家决策层。1月6日，新通知下发，对目前违反黄灯信号的以教育警示为主，暂不予以处罚。从新规实施到下发通知修订仅仅相隔5天。

曹国伟（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互联网实际上是把人与人联结在一起了，另外一个是把人与信息联结在一起了。因为这两个连接的话实际上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创造的效率。

工业时代通过组织的方式和公约的形式形成公共意志，公约形式就意味着注定有一小部分社会成员被公共意志所忽略。他们捍卫被忽略的权利的组织意志始终存在着。十九世纪末，工人们采用原始的抗议手段和组织方式与强大的资本对抗。随着运动的深入，工人领袖们意识到联合行动的意义，工会组织成立。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会会员总数达到500万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抗争，直到1935年，美国《国家劳工关系法》出台，工会得到了法律认可。劳工才获得了与资方平等对话的权利。不断被忽略的力量组织起来构成了今天的公共组织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的有机体，人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组织常态中。

互联网时代，传统常态的经验和结构已不能容纳互联网组织起来的社会能量，信息传播技术创造了绝对的少数也不能被忽略的可能。每一个声音都面对着世界，每一滴水珠都等同于大海。

伦纳德·克兰罗克（美国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 互联网之父）：人人有自己的声音，即使你是矮穷挫，委身于地下室，香蕉皮等垃圾盖满地板，你却和那些坐在游泳池里的高富帅有着同样的声音，只要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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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了网。

艾伦·麦克法兰（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名誉教授）：你可以说它赋予了个人更多的权力，它给了人们一个发声的机会。许多人，妇女、儿童、老人，之前是没有自己的声音的，现在这么多人，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了。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权力分散的状况：群体智慧，或者推特，或者资讯，各种形式和种类。所以很多人现在参与到了决策之中。

2008年4月18日，韩国总统李明博签署《恢复进口美国牛肉协议》，出乎整个韩国政界的预料，在年进口额超过四千亿美元的韩国，这笔涉及不足十亿美元的贸易决策，却掀起了韩国政治史上最为迅猛和剧烈的抗议潮。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近百万民众抗议游行，迫使内阁集体递交辞呈，总统公开向民众道歉。 大学二年级女生朴志源意外成为了这场席卷韩国风潮中的明星，因为正是她首先发出的帖子将千家万户拥有同样想法的人们召唤出来。

朴志源（韩国抗议进口美国牛肉事件亲历者）：如果真那么担心的话，不如走出去。我的亲身感受是，和我一样的人，偶然之下聚集在一起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我计划好的。

在此之前，美国牛肉可能携带疯牛病毒的传言已经在网络流行。在一些追星网站的论坛上，并不具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一群中学生才是这个发酵和酝酿中的主力。由他们而起在网络上汇聚的反对者签名高达130万人。

梦想成为电影导演的朴志源不过是在这堆柴薪前划了一根火柴。互联网不论身份、不看年龄，甚至法律权利也不再是政治生活的边界。这个从中学生的意愿发端的事件在2个月的时间汇聚了整个国家的注意力，裹挟了整个社会，甚至全世界新闻都围绕着它沸腾。

张德镇（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发展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连接，在宽阔的世界里与更多各种各样的人们相连，受其影响就会改变想法，想法改变就会改变行为。

利物·格罗斯曼（美国《时代周刊》首席编辑）：普通人成为互联网的渠道，成为自我和重要的历史行动者。 既有的社会建构，包括国家、政府，倾听互联网时代新事物的声音已经为时不短，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政府能够绝对地置身事外。了解、容纳、运用、融入，那些相距遥远的每一个你、我、他与组织核心的关系和距离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遥远。那些面貌不曾改变的殿堂、楼阁，或多或少它的内涵都因此不同。 不过，新时代介入社会组织的能量过于强大，所有的适应都依然在不适应的过程中。 美国纽约

2011年7月，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迅速在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卷起，如海啸般刮过美国120个城市和世界4块大陆。蝴蝶翅膀的震动和一场风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也不可思议。

邓肯·沃兹（《六度分隔》作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然后突然一下就出现了抗议和暴力活动这些都是不可预知的。

霍米·K·巴巴（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互联网让那些以前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些声音是仇恨的声音还是协助团结的声音，是敌对的声音还是进步的声音？所以不能简单地由科技联想到价值，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凯文·凯利（《连线》杂志创始主编 《失控》作者）：我并不认为互联网是什么万灵药或乌托邦，我认为互联网会导致更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下个世纪，互联网还会导致更多新问题。

今天，与突发事件相关的信息传播规则以统计学的方式阐释出来。一般突发事件发生后两个小时内网上就会出现文字或视频，6小时后就可能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左右网上跟帖就会达到高潮。

但是人类社会无论怎样的社会制度，从来没有为24小时建立起国家民情应急机制，创造一个匹配新时代的组织能量和平衡协调的反应能力成为重大命题。

整个人类因为文明的差异，在基本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无论怎样的文化传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同一个事物、同一个组织机构面前找到了共同的语言——那就是工业时代催生的现代教育制度。 直到17、18世纪的德国才开始萌发了与工业化组织形式相适应的教育制度，300多个封建邦国割据一方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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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了强化统治和军事实力，试图通过教育造就忠诚的臣民和得心应手的士兵。他们把学校管理权由教会转到国家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