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行业变_绿_呼唤政策春风

中国改革报/2011年/11月/24日/第009版

能源经济

煤炭行业变“绿”呼唤政策春风

专家建议，完善政策措施保障体系，鼓励煤炭清洁高效开采利用

本报记者 王军善

2011年10月27日，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与河北、山东、湖北等21个省级人民政府以及中石油、神华集团等6个中央矿业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油气、煤炭等7大领域的40个示范基地建设工作。其中，煤炭类共有新疆准格尔矿区煤炭绿色开采及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等5个。

“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国际上是唯一的，我们是在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刘炯天在接受《能源》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体资源条件差，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以煤为主的结构无法改变。”

既然我们无法摆脱黑色的煤炭，那么“改造它”，使其更加高效和清洁便成了当务之急，业界一直在期盼“高碳能源的低碳利用”、“让煤炭绿起来”。

今年8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储波率调研组到新疆就促进煤炭清洁生产与高效利用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就以下内容在新疆开展了调研:清洁煤产业发展状况及主要技术发展水平；重点用煤行业和企业进一步加强煤炭清洁生产和高效使用，提高煤炭使用效率；在法律环境以及相关财税、价格、产业和科技政策等方面存在哪些不利于煤炭清洁生产和高效利用的问题，如何修改和完善；政府部门和重点企业在推进煤炭清洁生产和高效利用方面的好经验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教训等。

今年4月，集结了27位院士、专家组成的中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重大战略性课题组，深入陕西榆林地区进行了调研。

煤炭可以变“绿”

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误区，误认为这种煤炭带来的难题无法根治。实际上，从煤炭的开采、选洗、运输、转化和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以煤炭的全生命周期来看，让煤炭变绿，关键在于每一个具体环节的精打细算。”中海油新能源公司首席科学家肖钢说。

让煤炭变“绿”是一个宽泛意义的概念:开采过程中可提高回采率和减少植被破坏、提高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资源加工过程中可高效分选、深度净化；燃烧和转化过程中可提高效率；利用过程中可加快二氧化碳的捕捉与封存。

然而，在我国，煤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容乐观:受制于回采技术的限制，目前煤炭平均回采率仍不足40%，大大低于75%的国家标准；而原煤的选洗比例也仅为50%，落后发达国家10多个百分点；煤炭的利用效率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2010年，我国共消费煤炭约32亿吨，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提高一定比例，都将产生巨大的效益。

刘炯天介绍说，在美国，煤矿露天开采资源回采率可达90%以上，条件好的矿井开采也能超过80%，但是我国的资源条件差，开采量大，而一些吃“白菜心”的企业更让煤炭的开采浪费严重，最终导致整体回采率较低。只有神华等技术先进的大型煤炭企业，资源回采率可达到80%以上。

煤炭产量巨大，却也催生了大量不合格的产能。中国工程院在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科学产能”和“清洁化率”的概念，并认为我国现有煤炭产量仅有1/3符合科学产能标准，1/3通过技改和投入能达到科学产能标准，而剩下1/3由于地质条件、技术等限制根本无法实现科学产能标准，应逐步予以淘汰。

因高含灰、高含硫、高含水的低质煤约占我国煤炭资源总量的40%，造成了煤炭整体使用效率低下，洗选环节不仅能够在源头上控制煤炭的污染，而且可以将大量的煤矸石分离出来，大大节约运输成本。“原煤洗选不仅能够减少发电企业脱硫和除尘的负担，而且不用拉着矸石来回跑，大大减少了运输成本。”中煤集团科技发展部总经理叶建民说。

据刘炯天介绍，2010年，我国洗选原煤14亿吨～15亿吨，不足全部产量的50%，2015年力争达到70%。“之所以我们当前的分选率还没有达到更高的程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产量非常大，投入跟不上；另一方面是重视程度不够，按照最理想的状态，所有的煤炭都应该进行入选。”刘炯天说。

刘炯天曾算过一笔账:如果将动力煤入洗率提高到40%(目前20%多)，每年将节约3400万吨标煤，节约运输耗煤近1000万吨。目前我国铁路运输平均运距为600公里，每入洗1亿吨原煤，可节省运力96亿吨公里。

目前，我国的煤炭使用效率为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近10个百分点，“剩下的70%并不都是垃圾，还有很多可以继续燃烧利用，通过改进技术完全能够使效率提高。”肖钢说，“目前德国现成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并运行多年，我们只要引进这种技术就能大幅度提高煤炭利用率。” 缺乏清晰战略

相比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占到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高达68%的煤炭，在其高效和清洁化政策上却缺少一个清晰的战略。

多年以来，国家除了出台了一些跟煤炭相关的常规法律——《媒炭法》、《节约能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之外，鲜有“绿煤”的政策和法律支持。

最有针对性的指导性文件——《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发布于1997年，至今已有14年之久，尽管它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创造了有利环境，但毕竟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97年，中国的煤炭产量仅为13亿吨，碳排放和环境代价与当前还不可同日而语。

去年，国家能源局将煤炭清洁利用确定为“十二五”能源规划重要部分，但至今没有具体细则出台。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介绍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也将一批洁净煤技术和装备列入国际项目，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优惠政策。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863”计划、“973”计划，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清洁煤炭的发展。

“但与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相比，这些政策的力度明显不足，有的在执行中严重缩水，同时也有新的问题涌现，因此仍需进一步加强。”任浩宁说。

煤炭工业部撤销以后，相关职能并入了多个部门。这也造成洁净煤技术推广利用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和核心，致使政策出台迟缓。

以煤炭的洗选和开采为例，像神华、中煤这样的大企业，原煤的入洗比例都达到80%以上，但很多小企业只有不足20%。叶建民向《能源》杂志记者透露，在很多时候，洗煤不如卖原煤更赚钱，因为企业讲产品组合，追求组合后的煤种效益最大化，不同热量的煤炭价格是不同的，但是这些差价扣除洗煤成本，通过价格公式计算，洗煤不一定能让整体价格最大，因此很多企业往往会选择不洗煤。

“但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就不能算这个账，央企和大型国企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叶建民说，“但小企业完全不行，在煤炭开采上，如果把一个煤矿比作一条鱼，小企业只吃鱼翅，浪费非常严重。”

造成上述浪费现象，与煤炭没有一个统一的部门管理有一定关系，“如果有煤炭部存在，就

不会允许小企业这么挑肥拣瘦，但没有煤炭部，只能靠企业自觉，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小企业就会只吃‘鱼翅’。”

无统一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还容易造成一些洁净煤技术项目重复建设、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差、一些需合作的技术或项目又不能很好地发展。如在煤化工方面，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很多企业在地方政府的“胁迫”之下，上马了一大批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等项目，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严重，国家发展改革委不得不多次紧急叫停。

期盼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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