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是进步还是倒退？

温铁军：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是进步还是倒退？

1很少有人认识到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一上来就把最重要资产土地分了

2去意识形态化分析，60年代调整和80年代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差别

3历次危机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

4生把农民土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

2012年12月3日，温铁军在北大做题为《八次危机》的演讲（详见《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凤凰网《大学问》栏目获得温铁军老师授权，分上下两期刊发。在上篇中，温铁军指出，乡土社会是中国八次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中国属于超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庞大的基础是60%、70%的有地农民。现在，把农民的地剥夺，用激进政策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先后任职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解读苏南》等。

【下篇】温铁军：农村承担中国八次危机代价

精彩摘要：

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

危机硬着陆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我要做的只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本质差别。

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现在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硬着陆造成社会动乱的危险已经开始。因为只要把乡土社会毁掉，就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

现在生要把农民的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学者们以为是历史进步，可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

把分析建立在经验过程而非意识形态

温铁军：谢谢北大的学生社团安排的讲座，感谢你们对于另类观点有如此的兴趣。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和教科书上的观点恐怕差别比较大。我是试图用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

框架，用制度经济学作为分析方法，把长期以来人们所分析的“中国特殊论”上升到“中国一般论”，也就是说使“个别”上升为“一般”，使这个一般意义的分析框架能够具有真正意义的国际话语建构权，如果我们永远只会说中国特殊，那就很难做国际话语的讨论。我现在这套说法好像在国际上的反应似乎还大于在国内的反应。

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做这样一种理性分析，就得将逻辑建构的起点建立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听明白了。

其一，人们一般会说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或者说某领导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很少有人去认真做一点资料的整理，去看看1978年哪一份文件上明确写了“改革开放”、或者哪个领导人讲到这四个字。如果愿意认真做文件梳理就会发现，1978年的文件和讲话中都没有这四个字。其二，人们都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而农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断创造增量使改革得以成功，因此中国改革被国际社会一致认为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因为它一上来就把农村经济基础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这是在经济基础领域改变了存量资产的占有和收益分配关系，而并不是靠渐进地创造增量。这两个说法之所以广泛流传，在于都符合意识形态化的需求，那也可能就不需要把话语逻辑建构在经验起点上。

那么，为什么会有调整或改革？是因为1978年到1979年中国遭遇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而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无暇顾及已经不能产生剩余的农业资源，于是乎我把农村改革解释为“政府退出”。当然，也有的解释说是“农民退出”。我认为农民其实无权退出，因为在原有的体制内，有退出权的唯一主体是政府。

所以，在这些关于改革的解释上，我试图建立理性分析的基本原则，一定要把构建理论逻辑的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这种逻辑分析才具有起码的工具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随便找一个意识形态确定的所谓起点，然后建立被主流话语框定的所谓实证分析，这就很容易被套进意识形态体系却不自知。

我把60年的基本经验做了一个粗线条的框架性归纳，四次大规模外资引发八次危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理论创新，我只不过搬用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

我的理论创新是危机转嫁。任何危机都会出现代价，我得研究代价转到哪去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乡土社会转嫁，就砸在城里硬着陆。

砸出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危机应对的政策体系。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包装，取决于政治家。我不是政治家，因此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我关于危机代价转移的理论创新也有现实意义，主要集中在软着陆上。其实很多次危机没有软着陆，而是硬着陆，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在高呼着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经济学家大都期望中国将会达到70%的城市化率！但是，城市与农村人口一半对一半的时候，危险就已经开始了。当激进发展主义者们把乡土社会毁掉的时候，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因为东方乡土社会有一种特殊的机制，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我现在研究的是中国或者东方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不一样。这十几年的国际化，一般高校追的是美国，连欧洲都不屑一顾，是比较单一、狭窄的国际化，其实是“美国化”！而真正的国际化应该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他非主导性的国家。如果认真去做国际比较就会了解，世界上几乎找不到能够从危机所造成的发展陷井中跳出来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深跌入发展陷井跳不出来。

1950年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危机而是民国的延续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开始做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梳理。中国在1949年到1950年，是一个高通胀、大规模失业、危机爆发的时期，但我在分析、归纳时，不把1949-1950年这次危机当成“八次危机”之一，如果当成了，那就是九次。

为什么排除这次危机？是因为我觉得这场危机是民国年间自20、30年代发生危机以来的延续，不是新中国进入工业化以来内生性的危机。这也表明我是把逻辑建构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放在新中国开始要进入工业化的经验起点之上，而不是放在时间上。

为什么说1950年这次危机是民国危机的延续？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概念，民国20年代到30年代被历史认为是“黄金十年”，这个民国黄金增长时期经济年平均增长8.4%，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高增长，这一时期出现外生性和内生性两个重要因素，导致民国黄金十年中辍，堕入长期危机。

上世纪20年代到3 …… 此处隐藏：656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