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沙湖》的三个层面：交游、游观与顿悟

　　看破苦难忧患，将灵魂安置在清净闲适、翛然无碍的精神高处，以平和冲淡、诙谐幽默的旷达语言，简约而有节制地叙事写景、抒情议论，这是苏轼居黄时期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尤其是其中的记游小品，对“应目”之景的着墨显得非常爽净，有时只略施淡彩或轻轻一点，便把笔尖滑到“会心”之思的妙悟层面，此即借景立论或借题发挥，乃作者常用的表现技巧。在苏轼的某些记游小品中还会写到与之同游共赏的“闲人”或“异人”等身份的友朋。这时，作者会从交游的角度写其意气相投、风调相近的一面，笔墨或繁或简，不尽相同。无论是写人之“交游”还是写景之“游观”，都是为写理之“顿悟”服务的，前者是后者的铺垫。《游沙湖》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与作者由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转移到对内心“自我纾解”“灵魂歇息”的关注之思想变化是高度吻合的。在居黄的四年多时间里，他成功地实现了由“苏轼”到“苏东坡”，由“故我”到“今我”的心灵迁徙，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生活智慧。因而，我们在解读《游沙湖》时，须把握其文本结构的三个层面：“交游——游观——顿悟”，汲取作者以历经磨难为代价的精神营养。

　　先看看本文的第一个层面：交游。

　　本文首句交代沙湖的地理位置和别名。看完这句，照一般的阅读经验，读者会期待下面的文字可能根据游踪变化，对沙湖一带的自然、人文景观作出浓墨重彩的描绘，从目游、耳游、舌游、神游等角度铺展开来，极尽游赏之乐或由乐生悲，怨天尤人，感慨万千。然而，作者却绕开“游观”之“游”，从“交游”之“游”写起，写其沙湖买田，相田得疾，求疗以至疾愈，遂与聋人善医者庞安常交游的过程。这是本文生出的第一层转折。

　　作者与庞安常交游，从表层联系来看，乃是因“得疾”须“求疗”，而“得疾”乃是因买田相田，往返劳顿；那么，买田相田又是因什么呢？当然是生计所迫，困顿不堪！黄州团练副使这一冷曹闲职是不足以养家糊口的。食不果腹，便开垦东坡；居无定所，便修筑雪堂。他俨然一乡野农夫躬耕劳作，颇有终老黄州之意。个中辛酸，他只字未提，仿佛只是冷静地叙述自己的日常生活琐事，其随缘自适、坦荡旷达的人生态度，由此可见。这种平平淡淡、波澜不惊的叙事却比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抒情更具震撼人心的感染力。作者与庞安常交游，从深层联系来看，是因为两人皆当时另类“异人”。庞安常的生理之异是“以眼为耳”，心理之异是“颖悟绝人”“深了人意”。质言之，耳根清净方可眼明心亮、直抵人心，了悟尘世万象。作者虽无生理之异，然而为了疗救自己的疾病（左手肿），与医者有效沟通，必须得有“以手为口”的“异常”举动。换言之，欲疗救自己，须学作哑巴，以文字或图画等符号传达思想情感。这里，“假哑巴”与“真聋子”的超常交流竟能获得成功，关键在于一者能以手写心，一者能以眼识心，双方“心有灵犀一点通”。苏轼的戏谑调侃，其实是为了纾解许多不可言说的政治苦痛。他擅长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诸方面的艺术创作不也是“以手为口”吗？然而，终以此贾祸，遭人构陷，以“讪谤新政”“愚弄朝廷”“指斥皇帝”等罪名被捕入狱，几乎被置于死地。同样是“以手为口”写下的文字，为何在聋人医者那儿可以“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而在身体正常、地位显赫的御史们那里不但得不到正确解读，反而还被断章取义、偷梁换柱地肆意曲解呢？这岂非咄咄怪事？！其实，这里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从苏轼以幽默自嘲的口吻说自己也是“一时异人”即“以手为口”的哑巴，还可得知其乐观、旷达背后的“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答李端叔书》）的噤若寒蝉的恐惧心理。另外，作者刻画庞安常的“异人”形象也是对自我形象的补充，这一聋一哑的绝配，本身便是一种相得益彰的映衬关系。

　　苏轼在文中的“戏言”说明他与庞安常的相与交游已达到了精神境界若合一契的亲密程度，这自然便有了“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之“游观”经历的记叙，作者的行文思路始由“交游”转向“游观”。这是本文生出的第二层转折。

　　不妨看看本文的第二个层面：游观。

　　该层面的“游观”之景皆以白描手法表现，色调亦朴淡清新，仿佛是作者拿起刚刚洗过的毛笔，仅用其余墨，在宣纸上信手勾勒的三笔。第一笔，作者交代游观的背景和地点——疾病治愈后，与庞安常同游清泉寺。游观景点的选择反映了该时期作者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的变化，他“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答李端叔书》），参禅学道，与“异人”交游，遍游佛寺。说明作者在有意识地以此排遣天涯迁谪之恨，寻求精神解脱。第二笔，点明清泉寺的清净所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第三笔，介绍洗笔泉和兰溪。这两个景点的介绍，语言虽然极其简洁、洗练，但都熔铸有“异人”独特的审美感受：洗笔泉，相传王羲之学书的洗笔处，只“水极甘”三字便写出作者对书圣的仰慕及自己对书法艺术的钟爱，两位书法大家、文学巨擘神交于此一&l …… 此处隐藏：47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