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路中品心路——重走《指南录后序》的心灵之路

很多时候文天祥被我们当作一种高档的精神消费，以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和爱国热忱，忘记了他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生命个体。然而史书中的文天祥，只有他的经历，只有他的功绩，却没有他的生命。这正是我们学习《指南录后序》的意义所在：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一段风云际会和个人遭际，更重要的是深入文字去感受文天祥作为“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轨迹。《指南录后序》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在于敢于直面自己的灵魂，敢于袒露自己的心灵。表面上文天祥似乎被拉下了神坛，但在我们眼里他作为大写的“人”显得更加高大、伟岸。

《指南录后序》因为篇幅较长，教学难度自然较大。因为是文言文，又难以达到长文短教的效果。不过长文往往适于巧教：选择小巧又集中的教学要点，构建连贯而适宜的教学流程，既能顾及文章的整体性和连贯性，避免限于局部的零敲碎打，又可以明确文本研习的核心价值。

《指南录后序》是文天祥一段人生经历的自我记录，叙述了他出使元营前后的行路历程；同时又是他真实的心灵记录，刻画了伴随行路而生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指南录后序》不仅是一张记载文天祥经历的行路地图，更是一幅用灵魂涂抹的心路画卷。

行路与心路既是我们解读《指南录后序》的“双管”，也是我们教学《指南录后序》的“两翼”。双管齐下，两翼齐飞，我们不妨就在解读行路中品味心路。

行路一：“去”

文章的开端看似简单明了，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使北营。这一“去”，不曾想却引来了一系列的“渡劫”。有人说文天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而“去”，有人说他是不顾个人安危而“去”，我想这些由结果而逆推的结论未免太过简陋。其实在“去”的叙述中文天祥交代了“去”背后的心理考虑。

其一是“该去”。这“应该”直接源于文天祥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同时也是由于形势所迫，“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况且“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可以说，“去”于文天祥而言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必然。

其二是“可去”。此“去”虽有较高的风险指数，但终究是两国间正常的外交往来。而且根据惯例，有“去”也有“回”，“初，秦使往来，无留北者”。此时的文天祥，其实并没有太多悲观的预料和准备，甚至并未想过“死”之大事。

其三是 “想去”。文天祥之所以想去，乃是出于自我的主观愿望，“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以死报国固然伟大，但至多是保全了国家的尊严，体现了民族的气节，但这绝非文天祥此 “去”的初衷。固然“该去”“可去”，但“想去”才是他内心最大的动机。可以说，出使北营是文天祥经过再三考虑的理性选择。

教学环节一：行路——“去”；心路——“该去”“可去”“想去”。

行路二：“留”

文天祥出使北营，却“羁縻不得还”，不幸被对方扣留。这既在当初的意料之外，却又在实际的情理之中。作为弱国之使，他“抗辞慷慨”以致“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以个人之力捍卫国家的尊严。但因为吕师孟的构恶和贾余庆的献谄，由个人恩怨、所托非人以致“国事遂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