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路中品心路——重走《指南录后序》的心灵之路(3)

“常恐无辜死”“死固付之度外矣”，既有对死的恐惧，也有对生的留恋，更有对死的参透。一路从“死”中走来的文天祥，展现出了他身为常人的真实心灵写照，这非但没有损减原本在我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更加诠释了一个贴近我们的文天祥。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更是文天祥“悟死”的肺腑之言。一方面，“痛”为人生所遭之磨难、生命难以承受之苦痛，饱受摧折，痛何其之深刻。另一方面，“痛”为个人命运难以把握与报国之志未酬之矛盾，自己一死固然容易，可是国之重任犹不能忘。一己之命事小，国家社稷之安危事大。于是为自己之险境更感忧心忡忡，这种痛苦是更高层次上的人之大痛。

教学环节三：行路——“逃”；“心路”—— “求死”“想死”“怕死”“惧死”“悟死”。

行路四：“归”

文天祥死里逃生，“归”而“重见日月”，想来有“劫后余生”的庆幸。然而文天祥的内心注定是无法平静的：一方面，之前一路涉死的心灵之痛久久未愈；另一方面，归国之后必然要面对世俗和他者的眼光与质疑。于他而言，选择“死”是无可非议、无人质疑的，而选择“生”却可能要遭受附加的屈辱和自我的折磨。

因此，文天祥敢于主动揭开自己未愈的伤口，主动为自己“辩生”：以死明志固然能够保全自己，但对上有负于国君，对下有愧于父母，“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可谓既不忠又不孝。而他选择隐忍苟活正是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他甘愿忍个人之辱，只求为国而死，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教学环节四：行路——“归”；“心路”——“辩生”。

文天祥的伟大不仅仅在于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高大”，更在于心灵层面和人性层面的“真实”。对于大多数士大夫而言，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只有“仕”和“隐”的选择。可以说，“仕”与“隐”的二重变奏，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矛盾基调，而这种矛盾切入个体的灵魂并不深。而《指南录后序》中的基调则是“生”与“死”的二重变奏，这就具备了灵魂的深度和人性的深刻，从而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文天祥心灵层面和人性层面的伟大。[作者通联：浙江宁波市北仑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