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读后感10篇(5)

　　对秦始皇的死，孙氏在书里把事情说得非常诡异阴森：秦始皇的突然死去，“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灾难巨变的最深刻典型”；“至少，一个君主制时代的帝王，年届五十，而始终对国家权力继承人的确立保持模糊状态，这是非常偏离常态的危险做法，荒诞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引者小注： 五十岁在今天也还不到退休的年龄，是你孙氏荒诞，还是始皇帝荒诞）。接着又说：“虽然，这是一个文明大历史中的具体节点，但是，它恰恰是足以撬动整个国家机器并使其轰然陷入历史峡谷的那个最重要的支点……一个光焰万丈的历史符号，突然消失在我们的文明天宇。历史的上升趋势突然中止了，我们的民族始终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一不小心，孙氏得了心理狂躁症，变成中国的“尼采”。但不是喊叫“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而是叫喊“不得了，秦始皇死了”，全人类沉入黑暗之中。

　　我一直弄不懂他的秦始皇死了，会与中国“第三次文明大转折始终没有出现”有什么直接关联？时间差那么远，八辈子也搭不上界。要不，他的秦始皇“再活五百年”，“上升趋势”持续上升，或许早在公元前后，至晚到公元500年之前，中国早于西方多少个世纪就可以提前完成“由农耕文明跨入工业科学文明”的历史大超越？难道这就是孙氏说的，他梦中的“直接对接”？这种历史的大超越不需要特别的物质条件（能源、科技的大突破），不需要历史积累性的进步，不需要现代智慧（不仅是少数个人智慧，更需要知识群体的智慧，普罗大众的智慧），只要继续有非凡“人格魅力”的“真实核心”，大力弘扬秦始皇的主体精神，什么奇迹都可以实现。若秦始皇不死，汉武帝不掌权，不必等到进入公元，要蒸汽机发电机就有蒸汽机发电机，要火箭导弹就有火箭导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太农业土气了。这不是在谈历史，而是在说梦或寻梦，白日说呓语吧？怪不得孙氏在大著第一册的扉页上特地写下：“献给——光荣与梦想。”

　　先秦诸子是古代中国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的思想文化财富。经历由野蛮至文明漫长的更化，总结商亡的教训，经周公的总结，中国文明的基础终于在西周时期宣告奠定。随西周王室衰落，官学不断散至民间，士人殚精竭虑，各展其长，形成“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争鸣局面。这种由“一”而“多”的学术创造运动，推动了西周文化内涵潜能的充分释放，丰富、扩充、发展了文化的多样功能，产生出应对政治不同需求的多元性，使中国古典政治学极富弹性。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因此变得多姿多彩，或入世，或出世，或淡定，或狂狷，即使遭遇社会状况、生活境遇的动荡，也可以有许多种人生哲学方式的互补选择，中庸平和，不致一头走到黑。

　　越是变迁、变动剧烈，越是社会问题丛集，政治危机萌生，先秦诸子之学就会被当作不同的药方来诊治社会疾病，不须国家动员也能自然应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点。西汉后是这样，百年前是这样，今天也没有例外。因为孙氏的刺激，我花工夫摸了一下动态，才发现不仅有新儒家、新法家，还有新墨家、新道家、新佛家……各立网站，各有粉丝，活跃得很。一次会上，我提到新法家，孙氏紧张地连连否认，“我没有说过”，这何必呢？公开坦率地亮出自己的主张，是公民的权利；同样，批评你的主张，也是别人应有的权利。

　　历史不会、也不能在“相似”中轮回，重复老路，这是后人没有出息的表现。总结百年学术史上的教训，我好有一比。中医讲究辨证诊治，即使同一类型的病，根据病家的体质状态，必须采用性能不尽相同的药材组成某种药方。所谓药方，就是根据病情与病家体质特点，选择多种药材，巧妙“配伍”，绝不会单独用一种药材的。随诊治状况的进展，药方也在不断调整与增删。医家水平的高下尽在“配伍”得当与否，而其基础则是对数以百计、千计的药材性能了然于胸。不熟背《本草纲目》等等药籍，无以为良医。这就是今天出色的中医难觅的原因，咎在相关教育的放松。同理，无论是解决何种社会危机，单味的一种“学说”，无论是儒家、法家、道家……都不能成为有效的“药方”。更为重要的，时代不同了，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家庭状况、社会结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前此未有的新变化，正像吕思勉先生说的，“由环境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摘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病急乱投药，或是拒绝任何新药材的加入，都不足以治好病，还可能会害人。

　　对诸子各家“药性”的长短，早在秦亡之后，西汉前期，司马谈就做过出色的概括与检讨：

　　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觽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

　　孙氏看不起司马迁，更看不起西汉以来的所有前贤。扪心自问，我们今天有不少人拘守一家学说，排斥其他各家，甚至像孙氏那样以法家为尊，将儒家定性为“复辟”势力，比之于司马谈何如？

　　孙氏是误解了，其实我并没有把他当“新法家”看待，还算不上。民国时期“新法家”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是陈启天。他对法家典籍的整理、诠释是很用功的，有相当不低的学术水准。今天撇开他个人的从政经历，单从“新法家”意义上说事，陈氏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他一再说：“我们并不是要将旧法家的理论和方法完完全全再行适用于现代的中国，而是要将旧法家思想之中可以适用于现代中国的成分，酌量参合近代世界关于民主、法治、军国、国家、经济统制等类思想，并审合中国的内外情势，以构成一种新法家的理论。”陈氏特别强调：“我国现在已达到由旧的君主政治进到建设民主政治的新阶段。在民主政治之下，需要民主的法治与民主的形名，不需要君主的法治与君主的形名，因此必须超越旧法家，与民主和宪政结合起来。” …… 此处隐藏：90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