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读后感10篇(4)

　　从整体看，孙氏的半截子“文明史”（到秦亡戛然而止），除了“总序”有些涉及以后朝代的“孙批”，都是人物事件史加上点文化思想史，人物事件的笔墨占绝大部分，更像是“孙氏新编上古历史故事”，夸张型的、漫画式的。我建议书友还是去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插图本话说中国系列》上古篇，平直谨慎，价钱还便宜。孙氏写的故事在这里有，还多出了一些被孙氏忽略或不写的内容，没有“乱点歪评”，可信任度较高。

　　孙氏的“上古史故事”用了不少神话、传说、“伪书”的史料，却不加年代考辨、甄别真伪，一锅煮，全然不知有无犯规的嫌疑。例如完全撇开由新石器考古揭示的“满天星斗”、“天下万国”格局，硬说禹成功发动、组织、领导了“天下”各大族群参与治水工程，禹开天下九州，夏朝时就有井田制等等。不说夏朝至今仍未发现有文字可考的确切信史证据，不问前人对《禹贡》成书年代的考证，不辨即使到了商朝，它能指挥的地域范围有多大（这时已有甲骨文字记载可考，其势力范围东面也仅到今山东潍坊以西），自然也无心思去好好阅读中国早期农业史、水利灌溉史的大量考证研究成果，无厘头地拔高，好大的泼洒“气魄”。

　　面对同样的问题，被誉称“大饼油条”的青少年读物《中华创世纪》，创作者态度的严肃和功夫的精深，正好是个鲜明的对比。赵昌平说：“历代对史前神话谱系的筑构，都是以排列帝王世系的办法来进行的。到了近现代，虽然加进了考古资料，但对考古资料的诠释往往就有先入为主之嫌。当将数十种互相抵牾的世系对照以后，我反而坚信，排列确切的史前圣君世系，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读到这里，不禁拍案叫绝，少有的清醒，比专业还专业。他还很谦虚地表白：“不必把《中华创世纪》作为信史来读，而不妨视作对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追本溯源。”对照孙氏的出语狂躁，学风文品的高下，立见分晓。

　　孙氏以建立中国文明“国家话语权”自任，献策的整体方案是：“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对接的“主体精神”是什么？孙氏最简练的概括，就是法家的“大争”和“血气”。

　　在孙氏看来，秦以后的两千余年比欧洲的“中世纪”更黑暗，更没有前途。汉唐、宋明不在话下，明、清更是被骂得狗血喷头，直到成了“僵尸般的古老肉”。因此，在他的主张，必须返回到两千年以前对内“血性大争”、对外“有限扩张”的时代，像法家那样杀出一条血路，再出一个实行过“铁血政策”的、秦始皇似的“伟人”，统率全局，君临“天下”。正像他自己意识到的，这个命题“问题太多太多”。所不同的，他说的大多是“伪问题意识”，而他现在设立起来的，却是无视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粗暴割断历史联系，混合长期停滞、虚无主义、激进主义、个人崇拜于一锅的“伪中国史观”。他似乎没有考虑过，只顾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像疯马般一路狂奔，用这样的“历史意识”去处理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会是什么后果，不怕战车颠覆、社会动荡、生灵涂炭？

　　孙氏的伪“问题意识”有好多个，其中核心的观点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明从此跌入“千丈深渊”，“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中国人被儒家害得全体得了阳痿病，缺少了强势崛起的胆略与血性。

　　挑战“旧史观”之所以说不容易，因为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艰苦的史料辩驳与史实论证，正反、反正地反复进行，直到自己的立论不被证伪。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据说是关系中国历史全局“重大转折”、颠覆两千余年历史走向的“核心观点”，除了一纸简短的“死缓”判决书外，对秦以后的历史几乎无一语事实陈述，更别说对朝代、制度之间进行过切实的比较研究，只有一种粗暴的定性：以儒家为主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力。如果孙氏崇尚的“法治”就是这样粗暴地审判历史和人物，我只能说：恐怖。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年代，说你什么就是什么，不准还嘴，不准辩解，否则就叫“态度不老实”，一阵乱棍齐下，直打到你闭口为止。侥幸的是，目前孙氏尚没有这样的权与势。

　　我很怀疑孙氏究竟读了多少书，是怎么样读书的？对中国政治制度史有过系统的阅读吗，难道不知道“汉承秦制”几乎是中外公认的历史常识？熟读二十四史的老人家，特地写下“百代犹行秦政制”的诗句，昭示全国。二十四史，你比他老人家还读得多吗？关于汉武帝是否完全“独尊儒术”，手下的人当时就说他言过其实，以后的专家不知写过多少文章考证辨析。秦帝国设有博士制度，员额七十人，模仿齐国稷下学宫制，各家都有，儒生还随同始皇帝巡游祭山。王国维说过：“秦博士亦议典礼政事，与汉制同矣。”有人根据《汉书·艺文志》的统计，在汉代存世的“六艺之学”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道家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阴阳家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法家十家，两百一十七篇；名家七家，三十六篇；墨家六家，八十六篇；纵横家十二家，一百零七篇；杂家二十家，四百零三篇，等等，公允地指出：“无论在现实政治上，还是在纯粹学术上，儒学并没有获得绝对的独尊，同样，百家也没有被真正地罢黜。”更为紧要的，近三十余年来对秦陵、秦汉简牍等新史料的研究，人才辈出，成果赫然。专家们较为普遍地认为，秦文化的发展过程里，既有商周的，更有六国的文化因素被包容在里面，也保存有原始巫术、原始祭祀乃至杀人殉葬等“野蛮”风尚；周公的礼制与刑治思想，儒、道、法、墨诸家既各各对峙又互有渗透，这些文化因素在秦国都被采纳、接受过，最后成就了前此未有的、寓有多样性、地域性的帝国“统一文明”；秦律受六国，特别是魏律、齐律的影响明显，但“轻罪用重”的法家原则使之变得更严苛、更细密。先秦以来，多种学说、多样地域文化在“百家争鸣”中具有综合交融的发展趋势。诸子学说的综合，起于荀子，中经《吕氏春秋》，到西汉汇为大观。孙氏完全无视，或者说故意向读者隐瞒了这种学术研究最新成果，这对自称批驳、“颠覆”旧史观的题材来说，是一种极不老实的做法。

　　我曾经反复思索，孙氏何以会产生如此偏执的“历史观”，如此不通常识、不近情理？有些猜测，但没有把握。若从曲谅的角度辩护，他是对老乡秦始皇过于溺爱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好恶过甚，失去理性。说他溺爱，根据还是有的。例如整整一册书，二十余万字，写“大秦帝国”，竟然没有一章、一节甚至一小节写“秦短促而亡”，似乎有不忍之心。 …… 此处隐藏：87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