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妮·莫里森的国内外研究概述(3)

　　除了博士论文以外，莫里森空间研究的相关论着有拉塞尔（Danielle Russell）的《角度与弧度之间：绘制维拉·凯瑟和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性别、种族、空间和身份》，该书集中讨论了两位作家作品中的性别空间，涉及莫里森小说中的大地、性别化景观、花园、女性身体、母性空间（女性意象空间）以及家的重要性。拉塞尔认为，凯瑟和莫里森作品中的空间均是流动和相互联系的，且被赋予了亲密性和无限性。她们通过创造混合的地理空间来挑战等级制和二元对立[3]。“家”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小说中的多数行为都发生在家中。她们改变了“家”作为压迫之所的概念，相反，在她们的描述中，家成了哺育孩子和激励人心的空间。拉塞尔说，家没有被两位作家描写成简单的理想空间，也没有被她们一般化为一个消极的场所，她们都在家庭空间的建构中融入了这个空间的复杂性和可能性[3]。不过，由于其论述受“可操作性”的限制，拉塞尔并没有研究莫里森的所有小说文本[3]。

　　学术论文方面，杰瑟（Nancy Jesser）的《莫里森<宠儿>中的暴力、家与社区》（Violence,Home,andCommunity in Toni Morrison’s 1999）研究了《宠儿》中的家和身体，认为两者都是记忆与修正的场所, 是建立新的家和亲戚网络的所在。宠儿的身体成为记忆与欲望相遇的地方，书中人物的住房或者避难所有时承载了他们厚重的欲望与记忆，有时候又使自我变得温和，使他们相互间必要的聚集与连接成为可能，使解放斗争成为可能。多布斯（Cy-nthia Dobbs）的《托妮·莫里森<天堂>中房子、家和避难所的流散设计》（DiasporicDesignofHouse, Home,and Haven in Toni Morrison’s , 2011）分析了《天堂》中女修道院、炉灶和非洲三种空间与家之间的关联，她认为，作为一个前贪官的豪宅，女修道院表现了白人男性征服的典型设计，是不受侵犯的、强大的、白人男性家长的自我再创造。莫里森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理想化房子的设计常常基于对穷人、非白人和女性等下层阶级的拒绝与排斥。来自“非家”之家背景的不同女性在废弃的贪官豪宅里藏身，把它变成一个“家”，然而她们却遭来鲁比镇男人们的袭击。《天堂》里的炉灶具有反讽的意味。从传统意义上讲，炉灶通常被置于厨房，跟女性的关系非常紧密，而在《天堂》中，曾经为鲁比镇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炉灶随着他们一路搬迁，后来被置于小镇的中央，成为鲁比镇人尤其是鲁比镇男人聚集的地方，就像一个“没有房子”的家，成为鲁比镇男人进行重大决策的地方，变成了体现男权的空间。非洲成为流散在美国的黑人关于家的乌托邦想象，是他们逃避历史的一种选择；而真正的家的构建需要从内部着手，从他们自身的处境开始，也就是说，黑人必须面对自己的历史。

　　在“家”等空间成为学者研究对象的同时，莫里森小说中的城镇和城市也一样受到关注，但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达尔斯加德（Katrine Dalsgard）在《值得一提的黑人小镇：莫里森<天堂>里的非裔美国例外论、历史叙事和国家批判》(TheOneAll-BlackTownWorth the Pain: Africa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Nationhoodin Morrison’s Paradise,2001）一文中探讨了莫里森对美国例外论的运用、背叛、批判和复杂化。相对于白人文学作品来说，非裔美国文学中常见的城市并没有得到研究界足够的重视，莫里森作品中的城市也一样。帕格-德里斯（Anne-MariePaquet-Deyris）在《托妮·莫里森的<爵士乐>和城市》（Toni Morrison’sand the City,2001）中指出，《爵士乐》中的“城市”是主人公乔寻找和建构自我的空间。夏德维克-约书亚（JocelynChadwick-Joshua）则认为，在《爵士乐》中，莫里森将城市比作书中人物（乔、维奥利特、爱丽丝以及菲利斯）的抚育者、煽动者和亲身母亲，它反映了这些人物内心深处的欲望、挫折和恐惧[4]。马洛塔（MelanieA.Marotta）的博士论文《托妮·凯德·班巴拉、盖尔·琼斯和托妮·莫里森作品中农村与城市地区对女性社区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Rural and Ur-ban Areas on the Female Communities in the Works ofToni Cade Bambara, Gayl Jones, and Toni Morrison，2009）选择了莫里森的《天堂》和《爵士乐》为研究对象，认为两部小说都塑造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女性人物，当这些女性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时，她们以前生活过的地方在她们心中仍有抹不去的记忆[5]。马洛塔认为，农村与城市对这些女性来说至关重要，一如她们的性别、阶级、种族和文化[4,5]。当莫里森小说中的人物从南方农村走向北方城市纽约的时候，那里具有文化同质性的社区说服她们留下来[5]。

　　施莱伯尔的《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种族、创伤和家》基于依恋理论、分离焦虑理论和神经生物学理论，结合文化和心理学动态，讨论了莫里森前 9部小说中的创伤主题，并使创伤与空间联系起来。莫里森小说中的社区由受过不同创伤的人组成，每一代人都把家庭和社区的创伤传递给了年轻的一代。施莱伯尔以《爵士乐》和《柏油娃》为例，探讨了莫里森小说人物回避创伤的方式：他们都通过迁移，试图通过新的、不同的生活来重新塑造自己。但是，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根本无济于事，因此，《爵士乐》和《柏油娃》证明了人的迁徙并不能抹去心灵的创伤[6]。她还探究了莫里森的《爱》中人物身份与家的关系，认为《恩惠》继续了莫里森对家、主体性和疗伤的关注[6]。

　　以上梳理表明，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至今，莫里森小说在西方的研究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各种主题的阐发得以不断丰富。21 世纪以来，国外的莫里森研究呈现出空间研究的趋势，尤其是大量博士论文的出现，为莫里森小说的空间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但仍然存在不足。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尹非常重视家这个空间因素，分析了家对于流散的美国黑人的重要性，家把不同的空间实践、尤其是把莫里森小说中人物在不同空间的迁徙联系起来，但他并没有对家庭空间作更为深入的研究，没有深入探讨家与种族、性别之间的关联。拉塞尔对莫里森小说中的家作了较为丰富的阐释，但她没有从家庭空间的建构和家庭成员方面做进一步探讨。另外，由于拉塞尔从事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且她的研究只涉及了莫里森的部分作品，显得不够全面。杰瑟较为深刻地分析了《宠儿》中的家庭和社区空间，但她的研究并没有涵盖莫里森的所有作品，因此其论述也较为片面。马洛塔对莫里森小说中的社区进行了研究，但她只涉及了《天堂》和《爵士乐》两部作品，在论证的角度上也只考虑了女性与社区的关系，并没有从更为宽广的视角探讨莫里森作品中的社区。达尔斯加德谈到了《天堂》里的小镇以及莫里森对美国例外论的改写，这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莫里森小说中社区建构的特点，但他的论述并没有对莫里森小说中的社区作全面探讨。施莱伯尔在她的作品中讨论了种族的创伤给黑人家庭空间带来的影响，尤其是给家庭造成的变异和扭曲，施莱伯尔关注的作品很多，包括莫里森除《家》以外的所有小说，但由于受着作主题的限定，施莱伯尔的研究也只能涉及莫里森小说中家庭空间的某一方面。 …… 此处隐藏：156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