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近代旧文人结社地理分布位置对近代文学的影响(3)

　　
　　在创作上， 近代地域文人社团常以乡景、乡情、乡俗为题材， 这类作品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题材， 读之有身临其境之感， 亦是对地域文化传统的认同与承续。如道光十八年成立于嘉兴的鸳水联吟诗社社集有歌咏西施的组诗《倾脂河曲》， 有吟咏当地民俗风情的节令组诗《岁除新乐府》， 分咏“叫火烛”“担檐尘”“放年学”“卖春联”“跳灶王”“祀床婆”“压岁钱”“隔年饭”等， 有歌咏乡民祭祀的《马头娘神弦曲》等， 形成了一幅嘉兴风土民情画卷。民初江苏宜兴的白雪词社展示地域历史文化， 如徐致章《满江红·吊五人墓》、蒋兆兰《减字木兰花·题延陵季子墓》、程适《徵招·谒玄墓》《八声甘州·访徐竹逸先生愿息斋故址》、储凤瀛《苏幕遮·范坟》、储蕴华《殢人娇·真娘墓》等词作借吟咏本地先贤， 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乡贤文人的怀念。
　　
　　两宋时期闽北词学发达， 涌现出柳永、刘克庄等词学名家， 颇受世人称颂， 尤令闽中词人传诵。嘉道年间， 闽县词人叶申芗出于浓厚的乡邦情结， 编纂地域词选《闽词钞》， 亦与好友许赓皋组建梅崖词社， 相互酬唱， 共同开启晚清闽中词学的先声。此后， 闽中词学兴盛， 词社不断， 有谢章铤主持的聚红榭词社、李宗祎等组织的瓠社、何振岱主持的寿香词社等。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九：“长乐谢枚如广文侨居榕城， 好与同志征题角胜， 曾汇刻聚红榭唱和诗词， 词学因之复盛。虽宗法半在苏辛， 亦颇饶雅韵。”[5]谭献《复堂词话》：“闽中词人， 道咸间唱和颇盛， 予在闽所识， 如刘赞轩、谢枚如辈， 皆作手也。社集有《聚红榭诗词》之刻。”[6]可见晚清闽中词社影响颇为广泛， 得到谭献等名家的赏识。近代福建词社常以福州附近的鼓山、西湖、乌山、镇海楼、涌泉寺等名山胜水为社课题材。
　　
　　在形式上， 近代地域社团吟唱时常喜用竹枝词、棹歌以展当地风俗民情。如民国二十三年 （1934） , 青溪社与稊园社联合举行团拜， 与会者六十三人， 刊有《青溪九曲棹歌》。社集根据《青溪故实杂抄》和地方志记载， 较详尽地叙述了青溪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风俗民情、历史掌故等。兰社成员常以竹枝词的形式来吟咏江苏的本土风光， 生动活泼， 读来更是琅琅上口。如刘雁秋《常州竹枝词》六首分咏常州的文笔塔、斗坛、荆川墓、皇亭、天宁寺以及乾元市场， 真实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常州深厚的人文底蕴。朱铭新《秦淮竹枝词》十首， 分别吟咏夫子庙、桃叶渡、钓鱼巷、乌衣巷、徽章、中山路、老万全酒家、禁娼、血花公园等， 淋漓尽致地呈现南京秦淮河一带的古色古韵与风俗民情， 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除此之外， 为了加深社员之间的文化体认， 近代地域文人社团喜同题吟咏， 以同题共作的方式来集中描写某一地域的风土人情， 刻意表现乡土之情。民初旧式文人社集颇为看重这种创作方式。如冷社成员同咏威呼、爬梨、水店、糠灯等， 云南翠屏诗社成员同咏云弄山温泉等， 此种以人们熟悉的乡景、乡情为吟咏对象， 既有利于诗人之间的交流切磋， 提升诗艺， 也进一步增进了以地缘为纽带的文人之间的地域文化传统情感指向。而对于地域与乡贤前辈遗留的文化传统， 近代地域文人社团更会自觉接受， 并主动传承下去。希尔斯称：“人们会把传统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 并认为去实行或去相信传统是他们应该做的惟一合理之事。”[7]如民初淞滨吟社挖掘并展现了上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浓厚的乡邦情怀是近代文人社团创作最大的特色。这种特色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这种情结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视野， 多局限于关注地域眼前的风景民俗， 表现地域文学的小传统， 往往缺乏旗帜鲜明的文学主张， 甚至有意疏远和忽略了文学本应表现的时代主旋律。”[8]当然， 也有个别文社在创作上未局限于地域书写， 而是及时反映时代重要事件， 如岭南越台词社、福州聚红榭词社等率先反映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 为咸丰文坛的新变做了铺垫2.可惜这些创作因信息闭塞而未能及时引起文坛的注意， 也未能迅速传播而得到文坛的认可。
　　
　　三、地域格局：文学中心区与文学边缘区交相辉映
　　
　　因政治经济中心的不平衡、文学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文人领袖的群体效应而导致近代文人结社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征， 文人结社的历史地理分布影响近代文人群体的生成以及文学地域格局的发展与变化：主要由晚清时期的江浙文人群向民国时期的京沪文人群转移， 期间亦涌现出声势颇为壮观的广东、福建、湖南、东北等地域文人群体。明清以降， 江浙两省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 文学文化的深厚传统为晚清文人结社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先后涌现出潜园吟社、鸳水联吟社、嬉春词社、江东词社、竹林诗社、九秋词社、春晖社、鸥隐词社、铁华吟社、月桥吟社等五十余个文人社团， 仅浙江平湖即诞生十余个文人社团， 几乎着名的文人皆先后加入文人社团， 如蒋春霖、端木埰、汤贻汾、谭献等， 江浙文人群体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文学的中心。曾大兴指出， 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 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 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 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9].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北移， 京津沪成为全国文人士子聚集所在地， 出现了稊园社、寒山社、沧社、丽泽文社、小罗浮社、城南诗社、午社、咫社、须社等影响颇大的四十余个文人社团， 朱祖谋、王鹏运、况周颐、林葆恒、唐圭璋、夏承焘等文坛巨匠云集京津沪， 一时间颇有盖过江浙等地的风头。
　　
　　在近代以前， 文学中心区和边缘区的文学表现截然不同， 中心区文学十分繁荣发达， 而边缘区文学星星点点， 难成气候。范松义在研究清词的中心区与边缘区时称道：“就清词的整体格局而言， 江苏、浙江两地为绝对中心， 江浙以外则边缘区。江浙与词学边缘区的关系概言之有两方面：一方面， 清词中心江浙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 边缘区之词常会汲取其营养；另一方面， 某些边缘区之词也会对江浙词产生一定的逆向影响。不过， 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地域差异， 不可一概而论。”[10]文人结社不仅对主流文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而且是地域文人群体兴盛的关键因素。近代因文人结社而涌现出的湖湘词人群、闽中词人群、岭南文人群、云南文人群等地域文人群体， 与主流文学相互辉映， 共同形成近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如近代湖湘词坛的繁荣与近代湖湘文人群体的兴盛有关， 更直接与晚清湘社的成立、唱和密切相关。诚如袁志成所言：“湘社是晚清湖湘词坛重要的词社， 成员之间相互切磋， 不断提高词艺， 在词风上表现出对浙西词派咏物词风的承继。湘社虽然是偶然的暂时性的词人社团， 却也给晚清湖湘词坛带来了新气象， 既是对湘中六家词的继承， 也促进了晚清湖湘后期词坛的发展兴旺。”[11]湘社成员的唱酬将整个近代湖湘词人纽结在一起， 对形成湖湘词人群功不可没。 …… 此处隐藏：137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