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近代旧文人结社地理分布位置对近代文学的影响(2)

　　
　　国民政府年间旧式文人社团有47个， 主要分布在江苏、上海、黑龙江、北京、天津、四川、福建、浙江等16省市。其中， 江苏文人社团最多， 有10个。其次是上海， 有8个。北京、黑龙江分别有5个和4个， 而天津、四川则各自有3个。其余如安徽、辽宁、奉天、陕西、湖南、云南等省市仅1个。就各省内部文人社团分布而言：江苏10个文人社团中梅社、华林诗社、如社、青溪诗社、上巳诗社、石城诗社位于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的文人社团主要在城区；黑龙江4个文人社团集中于省会城市齐齐哈尔；四川3个文人社团中雍园词社、云庄诗社则位于该时期的陪都重庆；其他省市文人社团则相对较散， 只有福建寿香社在省会福州， 其余皆散落于地方。
　　
　　综合以上所述， 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基本观点：
　　
　　其一， 近代文人结社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 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以江浙为中心的晚清文人结社转移至以江苏、上海、北京为中心的民国文人社团。晚清文人结社共计110个， 其中江苏、浙江两省占54个， 几乎占全国文人社团总数的一半；民国时期文人社团共计122个， 其中江苏、北京、上海三地文人社团66个， 超过全国文人社团总数的一半， 北京、上海的地位明显上升。故民国以后文人社团的地理分布以江苏、北京、上海三地为中心。晚清时期浙江文人结社有27个， 比较突出， 然而在民国时期急剧减少至11个， 尤其是国民政府年间浙江文人社团仅3个。
　　
　　其二， 近代文人社团省市分布呈逐渐增多、多点开花的趋势。嘉道时期41个文人社团分布于7个省市， 至晚清后期69个文人社团分布在15个省市， 而民国以后120个文人社团分布于16个省市。
　　
　　其三， 近代文人社团主要分布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苏、浙江两省境内经济文化均衡， 故文人社团并不局限于省城南京和杭州， 苏州、平湖、嘉兴、绍兴等人文底蕴深厚的地方同样也有不少文人社团。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文人社团则以城区为中心进行组织。其他各省则以省城为中心， 如福州、广州、齐齐哈尔等。
　　
　　近代文人社团历史地理分布之所以呈现出中心区北移与边缘区的多点开花， 与这些地区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文人领袖的群体效应等紧密相关。
　　
　　作为都城， 北京理所当然是近代时期政治、文化中心， 汇集了全国文化精英， 容易形成文人社团。晚清北京有文人社团12个， 至民国则增加至16个。如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 , 临桂词人王鹏运寓居京师， 邀集张仲炘、朱祖谋、王以愍、易顺豫、夏孙桐等词人举咫村词社。该社成员皆异地词人寓居京师， 都城的文化氛围为词人结社吟诗课词创造了条件。其后， 王鹏运还有举“春蛰吟”词课。《同声月刊》创刊号言：“历年变乱， 词人多集北京、上海， 联吟遣忧。”满清被颠覆以后， 政治中心南移， 广州、南京、重庆等皆曾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晚清时期南京仅3个文人社团， 随着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 文化活动越来越活跃， 文人社团成倍增长至8个。这很好地说明了政治中心的转移带动了文化文学的繁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 重庆作为大后方基地和陪都， 聚集了一大批的文人志士， 为形成国统区文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旧体诗词方面， 重庆有雍园词社与云庄诗社。相较于北京、南京这些辐射全国的政治中心而言， 福州可以说是具有地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它在福建省内举足轻重。近代福建有正式文人社团19个， 其中福州有13个文人社团， 分别是嘉道时期的筠心社、吟秋诗社、西湖诗社、梅崖词社， 咸同年间的聚红榭词社、可社， 光宣年间的瓠社、琼社、讬社、西社、支社， 民国时期的寿香社和说诗社。福建文人结社的文化传统也是促进近代福建文人社团繁荣的原因。林拓所言：“一个地区的文化人才与周围地区相比较， 拥有相对多数的现象并不罕见， 但它一旦成为文化密集地， 并对其他地区形成强劲的影响力， 那么， 它完全有可能就是区域性的文化中心。”[2]
　　
　　群体效应是一种从众的心理现象， 主要指群体成员在领袖的带动下产生的集体行为。历代文学流派与文人群体的形成皆离不开文人领袖， 如欧阳修、苏轼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李梦阳、王世贞与明代前后七子， 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与晚明公安派， 朱彝尊与清初浙西词派， 张惠言、周济、谭献、陈廷焯、朱祖谋等与晚清常州词派， 等等。文人领袖所带来的群体效应无疑是促进本地文化与文学繁盛的重要原因， 亦是文人结社的重要契机。近现代时期， 上海之所以文人社团云集， 文学兴盛， 除与作为当时的大都市上海有关之外， 与文人领袖避居上海租界也有关系。他们带动了身边文人的结社吟诗课词。如成立于上海之舂音词社、午社、白雪词社、沤社、声社等与朱祖谋、夏敬观等词人领袖的倡议有关。潘飞声《沤社词选序》曰：“辛未之秋， 夏君剑丞招集吷园， 同人议倡词会。时朱古微先生以词坛耆宿， 翩然戾止， 厥与甚豪， 遂推祭酒。是日拟调《齐天乐》， 有即席成者， 会中共十四人。嗣后每月一会， 以二人主之， 题各写意， 调则同一， 必循古法， 不务艰涩， 襟袍之谐， 唱酬之乐。虽王仙中集中咏物诸作蔑以加焉， 由是遂成沤社， 入会益多。有隔数千里而邮筒寄递者。讵意壬申近腊， 东寇乘我不备， 突然袭攻沪北。我军歼敌， 敌复集大队来攻， 炮火轰天， 迁徒流离， 各不相顾。余家且陷贼中， 仅以身免。朱古老于乱前已撒手西行， 同人每不通音问， 词社星散， 殆如水中沤矣。逾岁之夏， 沪居始定， 同人重集江滨， 社事再举， 重拾坠欢。盖读白石道人词‘自胡马窥去后， 废池乔木， 犹厌言兵’非变徵之语耶。同人惧词稿之散佚， 谋梓以存之， 汇送夏闰枝先生选定， 合为一册。昔朱古老与半塘老人寓燕京， 庚子之乱， 成《庚子秋词》两卷。今此卷刻， 恨古老不及见矣。”[3]沤社成立之初， 身为词坛领袖的朱古微， 振臂一呼， 追随者影从。
　　
　　二、地域书写：地域文化传统的认同
　　
　　浓厚的地域文化传统是文学兴盛的最佳土壤， 是文人结社吟唱的催化剂， 是地域文人群体创作上的文化传统认同的归属。江、浙文化底蕴深厚， 人杰地灵。据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记载， 江、浙两省清代进士人数均超过全国进士总数的10%, 而“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和奉天占进士总数的比例均在3%以下， 进士人数最多的江苏是进士人数最少的奉天的16倍。沿海省份的进士数目远远超过内地和边远省份的进士数目， 沿海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的进士数占全国进士的48.82%, 几乎为一半；而边远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奉天六省的进士数仅占全国进士的11.76%, 略高于十分之一”[4].清代进士的历史地理分布基本上可以反映清代地域文化与文学繁荣的情况。据林葆恒《词综补遗》记载， 清代词人共计4 841人， 其中江苏有词人1 651人， 浙江有词人1 046人， 两省词人数占全国词人总数的一半以上。特别是清代词坛的两大词学流派亦产生于江浙， 分别是浙江的浙西词派和江苏的常州词派。因此， 江浙一带在浓厚地域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下， 近代文人结社较为普遍， 晚清江浙两省共有文人社团42个， 占该时期文人社团总数的45.6%, 而进入民国以后江浙两省仍有35个， 占民国旧式文人社团总数的31%.如道光时期汤贻汾主持的江东词社、端木埰主持的 …… 此处隐藏：173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