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观察家眼中的义和团运动(2)

如题

]（5页，5月28日）他在这里确实表现出了其超乎其他人的识见能力，他发现义和团团民并无避枪炮之神术，若真要说“避“的话，也只不过是逃避躲藏而已。普特南一次枪杀几名团民，团民“倒地而毙。”他发现团民腰系弹带，还“甚以为奇”，不无揶揄地说“彼拳民非不信弹药者乎，何以又自带之耶？”[1]（50页，6月21日）

　　义和团的纪律初始并不坏，加入义和团，老师和师兄一般都要求不贪财，不犯法，否则神不保佑，就会被枪打死。可见义和团的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但当参加者的来源日益驳杂和神术的不应验成为一种经常的实践，其纪律的维持就将成为问题。[10]（79页）正是由于义和团神术的屡不应验，以前信奉的民众开始醒悟了，其日益破坏的纪律无不使民众失去对义和团的信心，“人心益形怨恣，敢怒而不敢言。”[11]（348页）义和团在声势最盛时，“全城皆在其掌握之中”多数居民家门“皆贴有红条，上书信奉拳团之意，冀免祸也”[1]（148页，8月18日）但并不是真心归附，只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自觉行为。民众其实厌恶战争，特别不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成为战场，因为战争的双方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破坏，就连本意良好但没有先进思想和统一领导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义和团运动都是如此。围攻使馆尚未开始，“哈达门一带”已为义和团民所毁，“荒凉已极”“人人皆深居不出”[1]（41-42页，6月20日）当一队美国士兵护送洋人到使馆时，“道旁观者如睹，未闻咒骂，但默然旁观”“既无野蛮举动，见此避难之人，颇有忧悯之色”，虽不排除有民众敢怒而不敢言和普特南自我感觉良好的成分，但也可见一丝端倪。普特南由此推想到“北京之民受拳匪之惊骇，烧杀抢劫，大受其害，故并不真附和之，此事予等今始明之也。”[1]（42页，6月20日）联系到义和团的一些作为和民众的反应，普特南的推论不能不说是有一定道理和基本符合事实的。以上所叙种种，无不表明义和团在民众心目中的败亡，其失败则是早晚的事了。

　　顺便提及的是，普特南并没有提到义和团运动对列强“瓜分”计划的打击，因为在他的被困经历中，他看到猛烈的攻击来自清军，解围后义和
团在他的视野中也基本上销声匿迹。但他也敏感的察觉了“百姓之心”。他认为，“自中国人眼光观之，并不觉其朝廷之播越为可笑，但认为国运之屯，唯当致其悲痛之怀，而不当有怨望之意也。彼等觉此事自始至终均受洋人之害，并非朝廷之失德，祸患之根出于洋人，百姓之心皆出于此也。”[1]（192页，10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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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土地上建立瓜分之政权，无异于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安营扎寨。联军统帅瓦德西也认识到虽然趁清朝武备虚弱，财源衰竭，政象纷乱进行瓜分是千载难逢之良机，但“中国领土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勃勃生气。”“因此瓜分之事，实为下策。”[12]（244页）下策也是策，未始不可行，然“无论欧美、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12]（86页）既然“百姓之心”皆以洋人为祸患，列强的瓜分就必然引起民众的反抗。由此可见，普特南作为一个在中国阅历既久，对民情有所体察的外国人，对国人的心态是有清醒认知的。

　　尚需说明的是，普特南详细记载了联军攻破北京后大肆劫掠之情形，“各军队即漫无纪律，几乎无事不可为者，各国之人皆然。”他不由反省：“今日学者皆言世界已进于文明，古代战争中野蛮之状将不复现，今请其详细观之，果文明耶，野蛮耶？”[1]（《原序》，1页）认为这些人只不过是“有流氓之技艺，而加以文明之装饰，彼等皆晓事者，何以不知此乃不能做之事也。”[1]（176页，8月末号）不过，普特南反省起来头头是道，且也不乏真诚坦率，甚至还不耻于同伴的劣行，有时还屡加劝阻；他在冠冕堂皇地打扮自己的时候同样是劣迹斑斑，杀人劫掠，坏事干尽，却辩护“人之血既已激动，且经过长期之禁锢，见此情形亦不免有参入之思想，不能自持”。[1]（158页，8月）

　　本文以普特南作为一个英国观察家的视角来考察了义和团旋起旋灭之缘由。可以看出，他对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正义性和必然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且给予了极高之评价。他还通过其亲身的体验和敏锐的观察，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义和团失败原因许多鲜活的材料。

　　义和团的失败表明旧式的农民革命已然难已挽救一个腐败政权的衰落和抵御强悍敌人的侵略，道义的愤怒下产生的不理智行为并不值得提倡，不分场合的正义必胜和民心可恃的结论是难以服人的。梁启超早在80多年前说过，“非从文化树一健全基础，社会不能洗心革面，则无根蒂的政治行动，决然无效”“目前之政治运动，专恃感情冲动作用
，感情之为物，起灭迅速，乏继续性，群众尤甚。经数次挫折，易致颓废，颓废以后，元气之回复，倍难于前。”[13]此语虽是说五四，但移过来看义和团，却同样一针见血。



注释：
①柯文以义和团控制北京为北京市民经历的第一阶段恐怖，以八国联军占领京津为第二阶段的恐怖，意在强调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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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具有的破坏性。

参考文献：
[1]（英）普特南•威尔 .庚子使馆被围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Z).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4] 列宁.中国的战争(A).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胡思敬.驴背记(A).义和团（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
[6] 杨天宏.义和团“神术”论略(A)，近代史研究(J),1993,(5).
[7] 艾声.拳匪纪略(A)，义和团》（一）(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
[8] 李文海.义和团的纪律(A).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9] 柴萼.庚辛纪事(A)，义和团（一）(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
[10] 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A).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C).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A).义和团（一）(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
[12] 瓦德西.拳乱笔记(A)，《义和团》
（三）(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
[13] 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N).晨报,1920-5-4.


该文首发于四川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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