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_价值_模式及其效度(2)

[18](P248)

果与机械因果论的偏见就产生了。”

3.奥斯古德-施拉姆的“循环模式”。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的提出,是基于维纳“滤波理论”的启示和对申农-韦弗“线性模式”的修正。他们认为,“每一个合适的模式至少要包括两个传播单位,一个是来源单位(说话的人),一个是目的地单位(听

[19](P32)

话的人)”,连接两个单位的是讯息。该模式强调,在信息源与目的地(传者与受者)之间,只有在其共同的

65

经验范围之内才有所谓真正的传播与沟通,因为只有此范围内的信号才能为传受两者所共享;传受双方在编码、解释、译码和传递、接收讯息时,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他们传播、分享和反馈信息的过程持续不断、往复循环。

这一模式主要讨论沟通过程中各主要行动者的行为,其中译码和释码相当于接收信息和理解信息,编码相当于发送信息。该模式的显著优点在于,突出了沟通双方地位的平等,要求双方在人格上平等相待,不把对方视为被动的客体并力求积极理解对方;它以双向的环形结构真实地呈现了信息交流的复杂性,较全面地反映了传播的主要过程,大大提高了对人际沟通的解释力。因此,是对传统的线性、单向传播的否定和超越。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该模式仍然有着自身的缺陷,如它们不太适合于大众传播,而只适用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播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平衡的非等量传播,在其中找不到该模式所暗示的传受两者平等的、等量的传播观念。

4.丹斯的“螺旋形模式”。随着“循环模式”的创立和运用,对其机理表述的误解也日益普遍和深重。有人谴责,“循环,不折不扣地回到它原来的出发点。[16](P25)

然是错误的……”于1967向前发展的,内容,,为某些用循环无法说沟通过程中的要素、关系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进程、它们如何随时间而变动的优点。它认为,在沟通的过程中,“认知场”、“信息场”总是在不断扩大,作为参与者的人富有创造性并能够储存信息,持续地获得越来越多的关于谈话的话题、别人的观点和知识等等信息。尽管螺旋模式有如此的特质,但它并没有清楚地显示传播与社会的联系。

5.纽曼的“沉默的螺旋模式”。

[20](P256)

“沉默的螺旋模式”是德国学者伊丽莎白 内尔———纽曼于1973年提出的。该模式把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同公共舆论形成的研究联系起来,被认为是向大众传播强效果论的回归。纽曼以五个理论假定(包括:⑴社会使背离社会的个人产生孤独感;⑵个人经常恐惧孤独;⑶对孤独的恐惧感使个人不断地估计社会接受的观点是什么;⑷估计的结果影响了个人在公开场合的行为,究竟是公开表达观点还是隐藏起自己的观点;⑸这个假定与上述四个假定均有联系,综合起来考虑,上述四个假定形成、巩

)为前提,认为,正是由于个人对固和改变了公众的观念。

孤独的恐惧,致使个体总是试图就某一个论题去探测大多数人的立场,不断估计着自己的观点与大众观点之间一致或对抗的程度。个人又是如何去判断公众观点的呢?纽曼认为,应当从个人的原始经验发现、群体意见和大众传媒内容中去寻找答案,因此,该模式至少包含两个自变量和一个因变量。两个自变量是:⑴在调查中观察到的关于某一话题的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⑵对未来哪种观点会占上风、哪种观点会居下风的预期。因变量可看作为愿意表达观点或因恐惧而保持沉默的倾向。如此以来,最终导致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会越来越得势,而沉默的人越来越少,就像一个上大下小的螺旋。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该理论模式打开了以前未涉及的一个领域,集权体制下大众观念所扮演的角色,目前这一理论对此领域的研

[21](P163)

究已初见端倪”。但是,该模式的缺陷也很明显:有学者批判到,“人们面对舆论时,并非如纽曼主张的那样无助,而是存在一些条件,”假定中所强调的孤独

恐惧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常量,而是一个受条件制约的变量;“沉默的螺旋”强调“多数”或“优势”意见的压力,会导致舆论的变化过程和“少数派”的作用被忽略。

综上所述,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化,政治沟通过程的模式呈现多元化的态势。总的看来,这些沟通模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线性模式,强调沟通过程以传播者为起点,经过沟通通道,以受传者为终点的单向、直线运动;另一类是新型控制论模式,强调在沟通过程中建立“反馈系统”,是对前者的一种超越。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具有理想化、简单化的倾向,无法用于分析和解释人类全部的沟通现象。时至今日,一个拥有普遍认同性的沟通模式尚还是理想。因此,麦奎尔和温德尔告诫,由于任何“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即使是出于

](P4)

这就要求我们要,不要过于依赖1.政治沟通有效性的测量维度。

政治沟通有效性的测量对于了解政治系统中的信息流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能把沟通的变数与政治系统其他方面的变数联结起来。而且,“一个系统的有效性,……只能根据系统如何准确地分析来自环境信息的能力,研究

[9](P346)

如何有效地传送反应信息的能力来衡量”。在政治沟通分析家看来,政治信息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信息沟通的速度、容量、时差、负荷、保真度等都可以用严格的计量技术加以测算;“‘信息’和‘反馈’是沟通理论的两个

[22](P490)

核心要素”。信息是“事件之间模式化了的关

[1](P82)

系”,反馈则是“一种产生信息输入反应行为的沟通网络,它包括这个沟通网络自身作用于这种新信息的全部结果,它依靠这种输入的信息来修正其随后的行

[1](P88)

为”。由此可见,“信息”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反馈”则是一种特殊的“互动”。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维度即“关系”和“互动”作为测量政治沟通有效性的维度,来测算整个政治系统的团聚性、稳定性、整合性和变化程度。

关系维度:主要反映政治沟通中的信息效度。事件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可以用以下三个变量来衡量:1)信息的保真度(fidelity),即信息在认知、选择和处理过程中的准确性。它受信息传送过程中的噪声(noise)、损失(loss)和扭曲(distortion)三种因素的影响。2)通道的负荷能力(loadcapacity),即对来自输入的信息的压力所具有的承受能力,或言容量。能力的大小通常与信息传输渠道的畅通与否、多寡以及信息接收者的素质、能力与效率的高低相关。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负荷越大,系统调整和解决负荷的困难也就越大。3)记忆能力(recall),即沟通系统联系、遴选和产生与信息分析有关的历史经验能力。

互动维度:主要衡量政治沟通中的反馈效度。信息输入后的反馈效用,是测量政治沟通效度的重要指标。而反馈的效用如何,又可依据以下四个变量来衡量:1)负荷(load),即与适用的反馈设施有关的系统活动范围和包括与通道能力有关的反馈过程在内的信息数量。2)时滞度(lag),即发送和反应有关决策和行动之信息过程中的时间延搁量。一般说来,时滞越大,系统的效率越差,它能处理环境的能力就越差;与之相对,有些系统可能反应过度,在收到足够的信息之前就过早地作了决定,此种情景中系

[17](P299)

66

统的效率也差。因此,不足的时滞和过度的时滞一样,都可能使系统产生危险。注意提高信息本身的整合与清晰度、信息传输渠道的通畅度以及信息接收结构的能力和效率,能够理性地决定时滞,增强沟通的效度。3)增益度(gain),即系统在获取信息后对所获信息作出反映的变化程度。4)导向(lead),是指预测未来后果以便阻止某个进行中的目标的反应能力。

2.政治沟通效度的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