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有多远_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_张健

第26卷第5期　

2010年10月

德州学院学报

JournalofDezhouUniversityVol.26,No.5

Oct.,2010

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有多远

———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张　健

(山东大学法学院,济南　250100)

　　摘　要:中国同性恋者日益强化的身份意识在饱受污名化之后开始发出声音谋求同性婚姻合法化。然而当

下存在着同性婚姻的立法环境吗?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有多远?同性婚姻所面临的远不是立法上的作为,而是

立法之外更艰难、更严酷的制度缺失和当事人的自我屈从,以及法律与社会等复杂的立法关系。

关键词:同性婚姻;同性恋;中国

中图分类号:DF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10)05-0068-05

如果对同性恋存在的历史进行考证或许还需要

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尽管同性恋现象可以追溯到远古,然而同性婚姻合法化却是上个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新事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运动迅猛发展,自由、平等、反歧视等价值成为引导社会进步发展的基本规范。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同性恋权利运动形成一定规模。与此同时,作为同性恋人权运动终极目标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展,从而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浪潮几乎席卷欧美国家的同时,同性婚姻的争议也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成为每年“两会”期间网络上的热点。那么,同性恋作为特定的少数群体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同性婚姻合法化又是如何呈现的呢?

一、同性婚姻诉求的呈现

同性恋究竟是道德沦丧还是天性使然?同性恋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还是某种病态的构成?这些几百年来纠缠不清的问题成为了同性恋者与社会主流产生矛盾与冲突的根源,而且即使在理论界对同性恋的形成也一直存有生物本质主义(biologicalessen-tialism)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onism)的争论。本质主义理论的诞生与同性恋病理化近乎同步,它试图借助自然科学的力量证明同性恋是天生的。从近代开始,科学家在动物界发现大量的同性恋现象并给予了生物科学的解释,解剖学家发现同

收稿日期:2010-05-10

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大脑结构是不同的,心理学家

和基因学家试图从心理学和基因遗传上找到原因……本质主义理论借助自然科学的力量论证了同性恋并非个人选择而是不可改变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没有办法”以期得到社会主流的宽容和理解。然而建构主义者对同性恋是否天生这一歧视性问题不屑一顾(如果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怎么会对此

[1]

问题如此钟情?)。他们提出了南辕北辙的发问,同性恋作为身份主体是怎样被建构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促使同性恋被类型化为特定的群体?尽管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争论不休,其实两者并非水火不容。建构主义者从来没有怀疑同性性行为是古已有之的现象,古代的同性性行为与现代并没有两样。他们只是认为同性恋作为类型化的特定群体是19世纪末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被精神病学等自然科学建构的结果。“医学话语对催生一般的同性恋意识和同性恋文化做出了贡献,并最终把目标指向政治领域里的同性恋合法化。”[2]也就是说虽然同性恋现象亘古存在,但同性恋这一概念和人格身份却是在近代由社会建构起来的。然而,建构主义并不满足于同性恋身份是社会建构的结论,他们提出了“性是被社会建构的”、“任何身份都是被社会赋予的”等激进的观点。他们指责本质主义者被动地自我辩护的心态,讽刺他们向主流社会乞求宽容和妥协这些“鼠目寸光”的软弱心理。认为传统婚

作者简介:张健(1986-),男,山东德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法律社会学研究。

　第5期　　　　　　　　　　　张健: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有多远姻是针对异性恋建构的制度,同性恋者不应该拘泥于社会主流的标准,应该突破主流社会婚姻和法律上的霸权。这些激进的观点被酷儿理论(QueerTheory)吸收并成为同性恋者权利解放的利器。同性恋解放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以后(其标

①

志性事件就是美国“石墙暴动”)。男女同性恋者开始走上街头,他们以集体的力量证明了以前所有的沉默只是谎言,并宣称“我们是同性恋,你们受不了也得受,需要改变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当同性恋这一身份被建构起来之后,同性恋运动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争论的焦点从行为转化到了身份,“这就迫使反对者陷入了这样的一种立场:他们是在攻击同性恋公民的公民权,而不是在攻击特殊的和(他们认为的)反社会的行为。”[3]当同性恋者将婚姻权诉诸法律,社会主流不得不作出谨慎的考量和选择。而目前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已经开始排上欧美国家的议事日程。

用建构主义解释中国同性恋的发展演进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我国古代就有大量关于“男风”的记载,这说明同性性行为在东方也是亘古存在的现象。然而人们对其认识也只是视之为一种癖好或者行为,尚未把他们类型化为一种特定的群体。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社会转型带来了人员的巨大流动,整个社会风气由保守向自由转变,高等教育的普及等等所有与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兴起时相似的社会环境在中国开始呈现出来。这一时期互联网的发展为同性恋者提供了大量的咨询和空间,为中国同性恋形成身份认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旧观念涤荡和交锋的大中城市,最先接受教育的同性恋者较早地形成身份认同并形成了同性恋群体。酷儿理论大师福柯主张的“同性恋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日益被同性恋群体所接受并实践。同性恋者日益强化的身份意识在面对社会压力、饱受污名化之后开始发出声音谋求同性婚姻合法化。然而当下存在着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法环境吗?同性恋者所面对的似乎远远不是立法上的作为,而是较之于法律之外更大更严酷的制度缺失和同性恋群体的自我屈从。

二、官方:从符号性灭绝到制度性真空近年来,同性婚姻合法化成为每年“两会”期间网络上的热点话题,并在网络公众投票中一路领先。我国同性恋者也大多寄希望于官方,希望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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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自上而下地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然而目前的制度设计和官方对同性恋的态度足以说明同性恋群体的期盼只是一厢情愿。那么,同性婚姻合法化面临怎样的制度困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性恋从官方话语中彻底消失了。这种状况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同性恋在公共话语中仍然属于一个敏感的话题。在极其少数的媒体报道中,同性恋总是作为被讲述的“他者”,叙述的主体要么是抱有猎奇心态的媒体记者,要么是采取居高临下姿态高谈阔论“社会问题”的心理医生或者伦理学家。同性恋成为了有悖公序良俗的字眼,甚至一般民众都难以启齿。官方态度则是更加的敏感。

2008年3月7日,国家广电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关于重申电影审查标准

的通知,这份通知内容将“同性恋”列为“应删剪修改”的电影片情形之一。在该通知所列出的“应删剪修改”的电影片情形中,第(三)条内容为“夹杂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内容,展现淫乱、强奸、卖淫、嫖娼、性行为、性变态、同性恋、自慰等情节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隐秘部位;夹杂肮脏低俗的台词、歌曲、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等”,其中包含“同性恋”。从该通知中可以看出,国家广电总局将同性恋与淫秽色情和变态行为等同起来,可见是对同性恋的不了解和歧视。

电影是对社会进行再现的重要媒介手段,官方电影审查机构的审查标准则直接传递了官方的价值取舍。由于国内主流意识形态 …… 此处隐藏：868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