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汉文-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思想

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思想

葛汉文

[摘要] 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研究具有较为久远的思想传统。面对地区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冷战后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研究，从维护新世纪里澳大利亚生存与发展角度出发，集中关注澳面临的诸多现实或潜在安全挑战。减弱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的过度依赖、推动塑造新的地区权势秩序、加强对周边和南半球国际事务的影响，是冷战后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研究者提出的重要观点。冷战后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研究较为清醒地指出了当前澳对外战略当中存在的问题，但对澳当代对外战略实践发挥的影响较为有限。

[关键词] 澳大利亚 冷战后 地缘政治 对外战略

[作者简介]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教授

作为一个岛屿、国家和大陆，澳大利亚具有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形态：印度洋与太平洋将其与外来威胁相隔绝，邻国数量寥寥可数，一向远离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基本不受国际形势变幻之困扰，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处于一种近似与世隔绝的状态当中①；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广袤的领土幅员、极具战略价值的丰富资源和地理位置，使其初步具备了成为一个大国、特别是地区大国的雄厚潜力与物质基础。正是意识到一点，早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以珀西·斯蒂芬森（Percy Stephensen）等人为代表，部分澳大利亚学者在深入探究澳地缘政治形态、战略价值和可用资源基础上，力图谋划出一种经久的、足以确保澳大利亚安全与发展的国家战略。冷战结束后，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形态的大变动、亚太地区权势分布结构的革命性演进及周边安全态势的日趋复杂，如何在确保国家安全基础上应对多样化挑战、实现权势增长进而发挥大国影响，更是引发了当代一大批澳大利亚学者浓厚的学术兴趣。在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冷战后世界各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特色及其国际政治意义研究”（批准号12CGJ022）阶段性成果。

① Nick Bisley, “Geopolitical Shifts in Australia s Region Toward 2030,” Security Challenges, Vol.5, No.1, 2009,

此情况下，诸多极具鲜明地缘政治特色的概念、论述和推论在澳国内大量涌现，在取得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同时，部分观点主张已经转化成为当下澳对外战略的组成部分，对亚太地区乃至南半球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演进发挥了愈发突出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加速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澳大利亚当代地缘政治思想的兴起及其政策转化实践，已经成为中国营造周边安全环境的又一重要变量，格外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一、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研究的历史渊源

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旁支，地缘政治研究在澳大利亚具有较为久远的历史传统。几乎与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出现相步，本着确保新生国家安全、塑造对外战略之目标，早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前后，很多澳大利亚学者一再告诫澳人必须深刻理解位置（Place）与时间（Time）对于澳大利亚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理解位置的意义，在于认识这样一个地理事实，即澳大利亚是一个“洲际规模国家”（Continent Nation），在受到两大洋地理天堑严密保护的同时，亦具有发展成为强大权势力量的潜质；而理解时间的意义，在于认识到澳大利亚国家安全与国际政治形势发展间的紧密关系：对于澳大利亚这种人口稀少、武备薄弱、在安全上不得不极度依赖其他强国的国家来说，世界政治局势的历史性变迁、特别是澳大利亚安全庇护者对外战略的显著变动，对澳生存与发展造成的影响将远远大过世界多数国家。①

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研究的真正兴起开始于20世纪初期。作为澳大利亚的母国和主要的安全庇护者，大英帝国在亚洲权势力量的衰落加之日本在东亚的快速崛起，在引发了澳人普遍恐惧的同时，也为地缘政治研究在澳大利亚的勃兴提供了诱因。特别是以1902年英日同盟的缔成和1904年日俄战争为标志，一个非西方强国在澳周边的兴起及其引发的东亚地区权势对比的剧烈变动，使得亚洲（具体说是日本）已经取代了欧洲成为澳大利亚人心目中军事威胁的主要来源。②在此情况下，20世纪初期美国学者洛思罗普·斯托达特（Lothrop Stoddard）那些掺杂着种族主义观点的“地缘政治”论述在澳大利亚开始流行，很多澳大利亚学者和民众开始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一场亚洲种族（或者说有色人种）对抗欧洲种族（或白种人）的斗争已经迫在眉睫。而澳大利亚由于其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必将成为这场大争斗的主要战场。为此，澳民众必须时刻关注国际政治形势的变迁，时刻关注澳大利亚在这场种族大斗争中面临的地缘困境。③ ① Jim Saleam, “The Geopolitics Of Australian Independence,”

http://doc.guandang.net.au/~radnat/geopolitics.html

② Stuart Macintyre,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40. ③ Jim Saleam, “The Geopolitics Of Australian Independence,”

在澳大利亚地缘政治学术史当中，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学者珀西·斯蒂芬森的思考具有里程碑意义。20世纪30年代，斯蒂芬森引入了所谓的“对跖点”（antipodes）概念以描述澳大利亚在地理上远离欧洲的事实。在他看来，尽管联邦成立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但澳大利亚民众对于“家乡”（欧洲，主要是英国）依然有着浓厚的乡愁和怀念。①至少在国民意识上，它依然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独立，并极度依赖来自母国的保护，一直在英帝国全球霸权的庇护下享有安全红利。但欧洲远在地球另外一端的地理事实，从根本上决定了澳大利亚将自身安全完全寄托于遥远母国的保护是不现实的，澳在对外政策上紧密追随英国，派兵直接卷入布尔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战争更是对澳大利亚生存和安全意义不大。相反，诸如日本在澳周边的快速兴起等严重影响澳大利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却在澳对外战略当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此举必将对澳大利亚的安全构成直接的挑战。

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研究的高潮出现在冷战中后期。在20世纪70年代，面对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大变动，澳大利亚部分学者开始号召澳人减轻对“共产主义全球扩张威胁”的过度焦虑，相反应当警惕复兴当中的亚洲国家对澳大利亚安全构成的威胁。澳早期核计划的关键人物菲利普·巴克斯特（Philip Baxter）就曾提醒澳人，尽管不太适合大规模定居，但澳大利亚领土之广袤及资源之丰富，使其极有可能成为新世纪当中的“世界生命方舟”，为此澳在历史上就一直吸引着亚洲的权势力量将澳大利亚作为权势扩张（甚至领土征服）的主要目标。这些学者警告，在20世纪里澳大利亚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是国土狭小、急需发展空间和所用资源的日本，在21世纪里这个威胁可能来自具有人口优势、面临资源压力、并向海洋快速发展的中国。澳大利亚对抗类似威胁的关键，在于放弃早先那种完全仰仗西方海洋强国庇护的传统心态，而应根据威胁来源的不同，积极发挥澳自身的潜力（特别是在商业和地缘战略方面的价值），扮演“关键石”的作用，将确保海上安全、特别是澳周边安全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②为此，澳大利亚必须远离北半球国家和集团间的冲突和对抗，在最大程度地利用其资源基础上，采取一种进攻性的防卫政策，甚至在领土上开发和部署战术核武器以吓退任何敌人的可能进攻，唯此方能确保澳大利亚的生存与持续繁荣。③

总的来看，一个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地缘政治学者提出的诸多政策主张，在精神逻辑上存在不少共通之处：他们均格外关 …… 此处隐藏：1905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