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绩效与公司风险投资_高管政治网络的调节效应_戴维奇

第33卷第1期2012年1月科研管理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Vol．33，No．1January ，2012

收稿日期：2010－05－12；修回日期：2011－06－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知识网络双重嵌入、知识整合与制造型集群企业能力轨迹跃迁研究，项目编号：71072112，起

止时间：2011年1月－2013年12月。

作者简介：戴维奇（1977－），男（汉），浙江杭州人，浙江财经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战略管理、创业管理。

魏

江（1970－），男（汉），浙江诸暨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战略管理。余纯国（1970－），男，泰国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商务、战略管理。

文章编号：1000－2995（2012）01－009－0138

过往绩效与公司风险投资：高管政治网络的调节效应

戴维奇1

，魏

江2，余纯国

2

（1．浙江财经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2．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本文基于展望理论探讨过往绩效与公司风险投资的关系，接着从威胁－刚性理论出发讨论高管政治网络—

——经济转型背景下对企业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类社会网络———对于过往绩效与公司风险投资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过往绩效对于公司风险投资的影响是负向的；（2）高管政治网络对上述两者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这一结果表明单一的理论视角难以全面解释公司风险投资的动因，将展望理论与威胁－刚性理论结合能增进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本文探索了展望理论的边界条件，并深化了展望理论在组织层面研究中的运用。

关键词：过往绩效；公司风险投资；高管政治网络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组织的风险承担行为（risk －taking ）是创新、

决策制定和战略变革等领域的重点研究问题。本文关注的是公司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ing ）这一特定类型的风险承担行为。具体而言，公司风险投资是指在位企业向新企业进行投资或直接创

办分支企业的创业行为［1］

。由于其能通过建立新的能力和业务推动公司战略的演进［2］

，

有助于推动企业更新和战略变革，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和加快企业的成长（Zahra ＆Hayton ，2008）［3］，因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过去十年，学术界着重考察了公司风险投资前因、

形式、过程和结果等方面

［4］

。在前因方面，以往研究从组织外部环境和

内部情境两个角度进行探讨。在外部环境方面，以往研究表明产业范围内的技术机会和需求条件

是推动公司风险投资的关键因子［5；6］

，而高管团队、公司文化和组织架构和等组织内部因子同样会促进或阻碍公司风险投资的开展［4］

。本文认为从内部情境出发的前因研究并未很好的回答公

司风险投资的动因。同时，

上述研究都是出自西方发达国家情境，基于经济转型背景的公司风险投资前因研究并不多见，

有待深入。Kahneman ＆Tversky （1979）［7］的展望理论是以往研究探讨风险承担行为的重要理论视角。

Bowman （1982）［8］和Bowman （1984）［9］依据这一理论，

提出并证明绩效较差的组织比绩效较好的

第1期戴维奇，魏江等：过往绩效与公司风险投资：高管政治网络的调节效应·139·

组织更倾向于承担风险。此后Bromiley （1991）［10］、Fiegenbaum＆Thomas（1988）［11］和Miller＆Leiblein（1996）［12］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Bowman（1982）和Bowman（1984）的观点，认为过往绩效与风险承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依据展望理论和相关研究发现，本文首先考察过往绩效的变动对于公司风险投资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检验展望理论的观点。

Kahneman＆Tversky（1979）［7］的展望理论是在个体层面展开并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外部情境因素得到了严格的控制。因此，若要将这一理论用于组织层面，则非常有必要考察组织情境条件的影响［13］。而这恰恰是以往相关研究所欠缺的。从威胁－刚性理论出发，本文尝试将经济转型期高管拥有的一类重要社会网络———高管政治网络———作为一个重要组织情境因素，考察其对过往绩效和公司风险投资两者关系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过往绩效和公司风险投资的关系，也有利于探究展望理论发生作用的情境条件。

2理论框架

2.1过往绩效与公司风险投资

有关公司风险投资的探讨是在“公司创业”这个更大的概念框架内进行的［4］。作为公司创业的一个重要维度，公司风险投资关注在组织内外部发展新业务或分支企业的活动［6］，内部主要是指新企业的孵化，外部主要有组建合资企业、收购和少数股权投资等［4］。无论何种形式，公司风险投资需要企业投入各种资源，而其回报却存在不确定性，因而可被视为典型的风险承担行为。

在Kahneman＆Tversky（1979）提出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之前，人们用期望效用理论来理解决策制订过程，认为人们会基于各种选项的风险和收益并进行理性的计算而做出选择。而Kahneman＆Tversky（1979）则强调人们实际的决策行为并不一定依据理性的计算，进而为理解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下的风险决策提供了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展望理论的思想是在企业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行为理论认为企业拥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实际绩效水平，如果实际绩效超越了目标，则会沿着它既定的路线继续经营下去，而如果实际绩效没有达到其目标要求，就会想办法改善现有状况［14］。展望理论进一步认为，若绩效在参照点之上，则决策者是风险厌恶的，而若在参照点以下，则是风险追逐的［7］。这一观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Bowman（1982）在研究风险与回报的关系时发现两者并非如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呈现正相关关系，多个产业内企业层面的数据表明两者是负相关关系，即风险越大回报反而越小，风险越小则回报越高。Bowman （1982）将这一现象称为“风险－回报悖论”，并进一步借用展望理论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可能是由于绩效越差的企业越倾向于冒险和承担风险所致。之后，Fiegenbaum＆Thomas（1988）［11］和Jegers（1991）［15］等学者继续运用展望理论分析绩效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认为绩效欠佳的企业由于不满自身当前的现状而会追逐风险，而经营状况好的企业会因为当前绩效处于参照点的上方而规避冒险行为。Singh（1986）［16］基于一次小型的抽样调查发现相对绩效水平与风险承担是负相关的，因而为Bowman（1982）和Fiegenbaum＆Thomas（1988）等的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1：过往绩效对公司风险投资具有负向影响。

2.2高管政治网络的调节效应

Staw，Sandelands，＆Dutton（1981）［17］提出的“威胁－刚性理论”认为个人、群组或组织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会出现行为上的“刚性”，即以“习以为常”的行为反应应对威胁，避免做出偏离“惯例”的反应［18］。这种“刚性”主要源于两种机制：（1）信息处理的压缩。威胁的出现会增加管理者的压力，引发管理者的焦虑情绪。而这些压力和焦虑进一步导致决策者缩小其注意力的范围，使得对新的、复杂信息的加工变得困难［19］。（2）控制的强化。身处不利境地的企业倾向于集权，使权力集中在组织的上层。这无疑减少了员工的参与，员工的新想法和新创意被压制，难以出现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尝试 …… 此处隐藏：1880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