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两次民族国家构建中单一制_省略_论现代中国国家基本制度

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

现代中国两次民族国家构建中单一制选择之比较

———兼论现代中国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下）

王

续

添

三、两次单一制选择的若干比较

在对两次民族国家构建中单一制选择作分别梳理和阐释的基础上，为更加清晰地认识和理解两次单一制选择的差异、关联，从制度选择的背景和条件、主体和主导力量、单一制的具体内涵、选择的过程和结果等方面加以比较，就成为进一步深入考察这一问题之必须。

（一）背景和条件的同与不同

从国际背景和条件来看，如前所述，1912年和1949年中国两次民族国家的构建，都有一个现代的大国对这种构建在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上给予某种参照系意义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大国在国家构建方面如何借鉴或受到两个现代大国国家模式影响的问题。这是所谓的同。不同的是，1912年中国所受影响的直接性和内在性，远逊于1949年的中国。因为1912年中华民国的构建与美国的关系，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与苏联的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这两个国家的联邦制本身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美国是联邦制的母国，其联邦制是典型和标准的模式；苏联的联邦制则是解决各族群尤其是少数族群政治地位的产物，特别是其执政党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即民主集中制与联邦制是不匹配和不协调的。正如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奥斯、‘苏特罗姆所说：“尽管使用了诸如‘联盟’维埃’和‘共和国’这样的词语，但是‘苏联’（theSovietUnion）并非其中的任何一个，

①”它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政体。

从国内背景和条件来看，在相同的方面，两次都面临和正在进行民族国家的构建，并且都是在经历一场暴力革命之后所进行的。这是两次都可称之为“大革命”的暴力革命，它们“首先意指政治体制的激烈变革。这一含义远远超出了统治者的罢黜甚或统治集团的变更所包

②但两者的历史时空和场景有很大。括的意义”

的差异。1912年是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初创，是从一个传统的帝国向民族国家的大转型；1949年则是更深刻地变革社会和重塑政治的民族国家的重建。在不同的方面，即从整个社会基础、基本政治生态和整体政治氛围上看，1912年的中国社会以横向为基础，棱柱化、分散化十分严重，缺少整合与团结。政治结构更是如此，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纽带实现政治团结，而主要是以地域为基础形成不同的军事政治集团，甚至革命势力内部也是如此，整个社会和政治继续向分散方向演进。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的统一既是珍贵的历史遗产，面对外国的图谋，又是紧迫的现实需要。对这一基本看法，似乎没有严重的异议。但是如何去组织统一的中国呢？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有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集团敦促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但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呼声被地方自治。而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中被否决）”且，“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更加有利于中

：①〔美〕奥斯特罗姆著，王建勋译

《美国联邦主义》，

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7页。

：②〔以〕S．N．艾森斯塔德著，刘圣中译

《大革命与现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页。代文明》

·72·中共党史研究

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朝末年就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传播。大多数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它们无意放弃其自然增长了的特权……在地方主义者心目中，统一和自治这两项要求可以熔合在联邦制的结构中。早期的民国，首先是实际上的各省联盟。可是，外国对中国主权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使这种松散的安

①可见，1912年，从旧的。排受到严峻的考验”

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团结在

③。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热烈的场面、热烈的话语，表达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期待和向往，当时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的气氛，确为亘古未有。显然，这种空前的民族团结是近百年来政治演进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团结基础上构建的新国家则是其制度化或凝固化。在1949年的新国家构建中，整个社会和政治从分散走向集中，一个经过革命形成了以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为中心、实现了全民族全社会的大团结、力图改变一盘散沙旧局面的新国家的构建，统一已被作为一个最高的政治原则和目标，奉为圭臬，而有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国家结构形式显然是单一制而非联邦制。

（二）主体和主导力量的同与不同

这里的主体是指制度选择的所有参加者，而主导力量则是指主体中起主要作用的强有力主导者。两次民族国家构建的相同之处是主体中都有主导力量的存在，但主体和主导力量的不同更为显著。

从主导力量方面比较。首先，从主导力量的一元性和多元性、一贯性与转换性上看。1912年的主导力量是多元和转换的。民族国家构建的开初，地方性力量一度发挥着主导作用，各省的独立，是新国家构建的前提，可以说，是地方主义催生了带着联邦制色彩的新国家的制度选择。但地方力量的分散性，不足以维系和支撑这种选择的持续和强化。革命党的力量和各省的地方性力量，具有某种重合性。换言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力量本身也具有地方性，正如有学者指出：“以同盟会为其最广泛组织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前的年代里

：①〔美〕费正清编，孙品泉等译

②

大一统解体到整个社会和政治的高度分散性，成为基本的背景和条件。

1949年的中国社会则大为不同，社会高度整合，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全民族大团结的局面。这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团结局面对新国家构建是一种决定性的氛围，它现实地决定着正在构建的新国家的基本制度设计和选择。1949年6月下旬，北平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表示全中国人民破天荒第一次大团结，向民主建国的

②。9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路跨上了第一步”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不仅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强调了这种团结，作为特邀代表的宋庆龄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广大代表性的人。黄炎培的讲话更充满了激情和感民的集会”

性，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比喻为新大厦的建造，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是一根根柱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统一战线是“钢骨水泥”

泽东思想是新大厦的基础，大厦顶尖飘扬的大旗上书写的则是新民主主义，这所新大厦五个大门上分别写着：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特邀代表程潜认为：这“是划时代的中。九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一次人民真正大团结”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则如此表述了这种团结气氛：这次会议“各类不同的人物，来自各种不同的地区，处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可是他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的，民主的，融融合合的，空前未有地

2013年第9期

《剑桥中华民国史》

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杨建新等编著

，文史资料出版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

社，1984年，第64页。

宋庆龄、黄炎培、程潜、许德珩的发言均见杨建新：《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等编著

，第315、329—330、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343、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