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封建 社会时期中国人的厌诉价值观

论封建社会时期中国人的厌诉价值观

2010级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 张秋华 学号201020133222

摘要：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时期，人们普遍厌诉，认为诉讼是一种耻辱，崇尚和。然而西方的法律及法律思想却蓬勃向上的发展。自古希腊开始，思想家们就开始

追求正义，对正义的追求开启了西方法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很多的法学著作及

法学大家，同一时期，中西方对诉讼的价值观如此不同，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

五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着我国古代厌诉法律价值观的形成，具体来说有：一是社会

因素；二是思想文化因素；三是政治因素；四是是司法制度因素；五是刑讯逼供

制度。本文将从这五个方面逐一论述，并且评论厌诉这种价值取向。

关键词 厌诉价值观 社会因素 思想文化因素 政治因素

司法制度 刑讯逼供制度

厌讼价值观在中国很早就有。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他认为要达到“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讼于庭”的和谐恬静的理

想境界的途径不应该是诉讼，而应该是长期的道德伦理教化和统治阶级的以身作

则，。随着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广发传播以及至高无上的地位，厌讼价值观

深深地影响了普通老百姓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的思维习惯。直到现在这种厌诉价值

观在我国仍有很深的影响。那么，这种“厌讼”价值观是如何成为一种历史的积

淀，长期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的呢？笔者认为这与我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刑讯逼供制度这五个方面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的。

一 社会因素

厌诉的形成与我国的社会因素息息相关。具体而言，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形

势。首先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对厌诉价值观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显著特

点是家与国的一体化。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起源于国家的形成时代，随着宗法农

业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得到加强。这种结构导致了“国政”的原型实际上是“家务”，

家长父权制也被引入行政领域，君是君父，官为父母官，诉讼是父母申斥子女的

不良行为，调停兄弟姐妹间的争执这种家庭的行为。不仅如此，宗法时代所提倡

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和世代毗邻的地缘关系，特别是农业社会的经济结

构，使得社会成员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枝蔓连接，很少流动。再加上儒家

伦理道德学说的渗透与潜移默化，形成了和睦共处，和谐无争的生活准则，以致

发生纷争很少诉诸法律和求助于官府，而是寄希望于纲常伦理的德化作用和族长

邻里的调解功能。①

其次厌诉价值观的形成与当时封建社会的社会形势也息息相关。在此以明清

为例加以说明。明清时期的地方政权体系，以州县为最低一级行政机关，州县官

既是地方上的行政长官，又是司法长官，其管辖的范围宽广，事务繁多，因此常

常把“细故”的民事纠纷推给当事人的族长处理，何况地方上的大族长又多兼任

基层里老一类的乡官。②如同有文曾写道：“查江右风俗聚族而多居，保正、里长

即系族人。”福建一带的宗族，“有族长、有房长、有家长，有事则推族长之为主，

有司有所摧择征索亦往往责成族长。”③在这些地方，族长是官府承认的代理人，

委托族长调处，可以收到族与基层乡官双重调处之效。事实上州县官街道诉状后，

如认为情节轻微，事关亲族，多不予传讯，而只在呈状上批令乡保、族长、亲友

调处。乡保、族长调处后，在呈状上说明事情的原委及处理意见，请求批准撤案。

清代律例，虽无亲属争诉州县官得批家族调处的条文，但在实践中鼓励家族调息《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化转型》 张晋藩著 法律出版社 第270页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化转型》 张晋藩著 法律出版社 第277页

③ 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六 ①②

族内纠纷。特别是在家族势盛的地区，族中民事纠纷，必须经房族长的调处，不

得擅自告官，否则要收到家规的严惩。直到民国时仍然存在家族内的纷争家族内

调处的惯例。《民国濡训催氏宗谱。祠规.》规定：“族中小有不平之事，必须俟

次日鸣诉族长、族正，孰是孰非，自有理处。”《民国义门陈氏大同宗谱。家范》

也说：“凡同宗有衅，无论事之大小。皆当先请族正、族长来祠问明理处。万难

解释，然后可白于官。倘未经评，率先控告，公同议罚。”①这样广大农民生活、

生产、活动在狭小的宗族里；思想、意识局限在狭小的宗法组织内；事端、争诉

解决在狭小的家族法诉讼里。总之，家族组织、家族法诉讼犹如一张恢恢大网，

罩盖着全体族众，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其结果使人们头脑迟钝、神经麻木。②

二 思想文化因素

厌诉的价值取向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沉淀为基础的。

从《易经》到先秦诸子，从汉儒到宋明理学再到清末。传统中国人对自然属

性的认识虽然历经数千年，但是却没有什么变化，归纳起来就是和谐二字。认为

天地万物都是有序有规则的，“有如天有昼夜，阴晴之变化；地有山泽之分布、

高低之形式；岁有春、夏、秋、冬之更替；日、月有运行出没之现象。因此之故，

和谐成了传统中国固有的自然现象或者说宇宙观，也即古人常说的天理、天道、

性命、天志等③”那么法自然与厌诉价值观究竟有什么影响呢？其实，“人道、天

道乃是一道，人法地法天法自然，归根结底是法和谐④”。正是由于法自然属性的

影响，所以各朝各代都注重顺应自然，认为顺应自然才能万事顺利。而厌诉不过

是和谐的家族、和谐的社会，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应。在一个农业经济社会里成《光绪永定邵氏世谱。祠规》

《中国诉讼制度史》 李交发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第328页

③《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美）金义勇著（陈国平等译）辽宁出版社1989年版，第二章

④《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张中秋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八章第一节357、358页 ①②

长起来的中国人，一方面表现为对自然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形成了重视群体力量，

借以同自然抗争的观念，由此而产生了中国人重和谐的内在要求。就法律文化而

言，中国古代的律虽然以刑为主，但刑罚并不是终极目标。《周礼》所标榜的是

“刑期无刑，辟以止辟”。法家所主张的“以刑去刑”，无非是借助刑的手段去实

现和谐的无诉的世界。特别是孔子所宣扬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忠恕之道，既反对又鄙视为争而诉。他所主张的无诉是以贱诉为前提的，这是

儒家理论体系的内涵。

伴随着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过程的完成，统治者深知普遍的和谐与稳定，不

但是法律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平衡所能取得的，还需要借助中国崇礼重德的传统文

化，因此大力提倡兴教化、重人伦、厚风俗、明礼义，在实际执法中积极主张息

诉、厌诉、止诉，以致诉讼在中国古代人心中变成了礼所不容，为贤者所不屑的

卑劣行径。①宋人在《戒诉录》中还以歌谣的形式，劝诫人们务轻易涉诉：“些小

言辞莫若林，不须经县与经州，衙头府底陪茶酒，赢了猫儿卖了牛。”② 明朝，

著名思想家王守仁在《禁省词讼告谕》中说：“近据南昌等府州县人等，诉告各

项情词到院，看得中间多系户婚田土等事，虽有一二地方重事，多又繁 …… 此处隐藏：807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