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面面观》

《侠文化面面观》 绝对是好文档

侠文化面面观

梁娟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08级2班 222008308011078

摘要：侠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支流，一直都潜行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潮流之中。其与传统儒、道、墨三大文化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即有三教之义又独树一帜。但对侠的理解上，侠之大侠与侠者，侠与侠文化常常被人们误读。而侠作为一种民族性心理，普遍的精神，并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

关键词： 侠之大义； 侠者； 侠文化

作为炎黄子孙，一说到“侠”这个字眼儿，我想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有些人甚至于还可能会有“侠”的情结。但要说这个“侠”到底是什么，“侠”情结怎么表述出来，可能人们一时又会陷入百感交集但又无可言喻的矛盾中。“侠”在中国不像历史上的“三教九流”那样，有显性的系统组织，又有自己的思想著述流传于后世；“侠”则显更为神迷，似雾中花水中月，似是而非却又令人钦敬欣羡。侠的起源，学者早有论述。今人大多赞同侠在春秋战国时出现。理由是这样的，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乐崩坏，诸候之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征战频繁。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养士之风兴起，战国四君子就是其中的典型，这样侠就应运而生了。鲁迅先生认为，侠虽行走于世，除暴安良，但却总是依附于某些名臣大吏的，这也是当时养士风气的体现。侠的出现，士是其前身。关于“士”的含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士，事也。”古文大家段玉裁认为：“凡能事其事者，称士。”这样士，就与做事才能联系在一起了。冯友兰先生有自己的观点：士是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政治统治没有崩溃的产物。“所谓士之阶级，即是一种人，不治生产，而专以卖技艺材能为餬口之资。”⑴ 士所司有别，后来就有文武士的分流，司文为儒士，司武为武士。而侠，就是武士演变而来的。

“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虽不入主流，但几千年来却从没有消亡过，并且一直对这片神州大地上的人民起着激励作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可见，“侠”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势必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宏观上来看，在“侠”出现的那个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化主要是以儒、墨、道三教鼎力的局面而存在。历来，“侠”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以讲信义、轻生死、救他人于危难中的形象而存在的，如司马迁赞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只厄困,既无存亡之生死,而不衿其能,羞伐其德”。那么这些信、义、勇的光辉伟大形象所体现的心理素质、精神大义是否与上述的三种主要文化有某种契合呢？答案是肯定的。儒家以忠、孝、义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博大精深的伦理政治学说。儒家也讲信、义和勇。“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论语·子张》）;“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孟作为儒家学说代表人物，其思想主张可见一斑。并且，孔子有“三达德”：仁、智、勇；孟子有“四端”：仁、义、礼、智；汉董仲舒有“五常德”：仁、义、智、信。可见，儒家在行为原则与侠之大义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但，儒家思想全面丰富，其张性极强，回旋的余地大。当其以礼乐、仁义为要义时，他所呈现的是那种温敦厚道的柔性儒家文化，而当这种文化发展到极端时，人们也惯以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儒或以满口之乎者也的书儒酸儒来予以贬斥，当然这是人们的误解；而当其以智勇、仁义为要义时，他所突出的则是那种孔武有力的刚性文化。⑵因而，侠有儒的一面，但侠又并非就是出自于儒。

墨家在当时是与儒家并行于世的“显学”，当时就有“非儒即墨”说法。其实，纵观历史，无论是从理论著述，还是组织实践，墨家都更为接近侠的要义。冯友兰先生就提出“儒家出于文士，墨家出于武士，换言之，即儒家出于儒，墨家出于侠。”冯友兰先生的意思是说，墨家学派出的由来是出自早先的侠士，表述没有问题，但事实是否如此，则得商榷。墨家学派有严密的组织形式，更类似于后世的宗教组织。其成员行为更重亲身实干，而不务空谈。《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可见，墨家与儒家重文重理论不同，它更为重武力重实践，这与侠“言必信，行必果”的品质，似乎较儒的勇智更为接近。墨家学说重没有差别的“兼爱”，其社会理想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社会。墨家同时重义，“万事莫贵于义”(《贵义》)，且墨家的义提倡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先万民之身,然后其身”(《兼爱下》)，这种义赋予人格，墨家称之为“任”。 “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经说上》)后世的“任侠”人格格调即源于墨之“任”。但墨家的义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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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相爱，交相利”为前提的，与儒家的所说的“恭、宽、信、敏、惠”的仁义不同，这体现了墨家理论的现实基础是当时小生产者的利益立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强者不劫弱”(《兼爱中》)等，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墨家之“义”的平民化世俗化。上述墨家之大义又不禁会使我们联想到侠者锄强扶弱救人于危难之间的品质，患难与共四海之内皆兄弟豪爽。墨家还信仰鬼神，尊重所谓的“天”的意志。“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员。”（《墨子·天志》）“顺天从意者,义之法也”(《天志下》)；。可见，墨家所谓的“天”是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如果有人没有遵从“天志”行事，那么“天志”势必会给予惩罚。“天志”作为其“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的保障而提出，目的当然是匡扶天下，惩治不法。这种提法又会使我们联想到侠者那句替天行道的口号。虽然从团体组织、人格风范、想思要义等方面，墨与侠都可以达成共识，但这并不能说明墨侠同出一家。墨行事的“任侠”勇敢是基于“兼爱”和“天志”出发的，且作为当时游说的显说，是有其政治目原则的；但反观侠者的行事，他们却是凭着满腔热血，为正义呈匹夫之勇，二者一开始这一根本出发点就不同。⑶

另外，有学者认为侠文化的主要理性来源是墨家，因而站在墨家代表小生产者利益和现实中国家政治机器和正统文化与平民大众的个体自由和世俗文化的隐性对立的立场上，认为侠文化与近代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如民粹主义）息息相通，⑷我个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中肯的。众所周知，民粹主义之属的无政府主义关乎的政治话语权，体现的是政治立场派别间的对抗。如果说民粹主义者强调平民大众文化和存在的价值，要求把他们从社会上层精英文化的统治中“解救”出来，那这也只是借助人民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最终实现对人民大众更有效的操纵和控制，而不是真正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死利义存亡。侠文化则不然，其精髓那种扶危济困甚至舍己为人的人间正义，而非个人利益；并且，我认为侠文化与正统文化并不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侠着眼于世间正义，而正统文化的出发点也是为着整个社会的安定秩序。只是现实中人群阶层的立场不同，利益出发点各异，当社会政治伦理机器发生故障时，这就需要侠的补足了。所以说，如民粹主义之无政府主义以民众生存利益为幌子而关乎的是政治权利，而侠文化关乎的 …… 此处隐藏：438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