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秦晋崤之战》的写作特点(2)

而晋襄公则不然。襄公的父亲晋文公是春秋时继齐桓公之后的一个威名赫赫的霸主，但他的儿子却不象父亲了。对于是否伐秦他没有主见，后来同意了先轸伐秦的主张。但是当将士们在战场上拼力俘获了秦的三员大将时，他却又听从了文嬴的请求，糊里糊涂地放虎归山，后来经不住先轸的责骂，又派阳处父去追赶，可是已经晚了，以至造成了“一日纵敌，数世为患”的恶果。文章中仅用“公许之”，“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公使阳处父追之”三笔，就活画出了一个优柔寡断、无智无谋的窝囊国君的形象。晋国就是在他手中开始衰弱下去的，三年之后终于被秦打败，逐渐失去了霸主的地位。

（二）对两个大臣的刻划

秦的蹇叔和晋的先轸，都是本国的元老重臣，他们都忠于各自的国家，都有着深谋远虑的政治卓见。但是两个人的个性却大相径庭。

蹇叔在穆公不听劝告孤意伐郑时，他一哭再哭，发自肺腑，哀切动人，表现出他对秦国的一片忠心和一片深情。而先轸在襄公放走秦囚时，却是盛怒之下，不顾君臣尊卑的礼仪，在朝廷上公然直呼文公夫人为“妇人”，而且“不顾而唾”，表达了对文嬴、襄公纵敌的鄙视和愤怒。他对晋国的至诚，是通过他粗豪刚烈的个性表现出来的。

作者对这两个元老重臣的对比式的刻划，符合二人的阅历身份，是很真实的。蹇叔原是宋国人，他是百里奚推荐来到穆公身边的，因此，他虽然忠心耿耿，却总还是小心谨慎，除了直言相谏之外，只能是以痛哭倾吐忠心。而先轸是晋文公重耳得国之前在外逃亡十九年中

谈《秦晋崤之战》的写作特点

一直跟在身边的五贤士之一，在文公争霸的决定性的一战——晋楚城濮之战中，曾出谋定策，并身任中军主将立了大功，他是和晋国长期休戚与共的老臣宿将，所以他才敢在新君襄公面前大发雷霆。蹇叔的“哭”，先轸的“呼”和“唾”，这几个细节把他们在特定情境下的思想感情、内心活动的个性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

（三）外交辞令的描写

善于写外交辞令是《左传》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刘知几《史通·言语》称之为“语委婉而多切”。《秦晋肴之战》中有三段外交辞令，因为人物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处境不同，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实在是非常出色。

弦高是郑国的一个爱国商人，他在“将市”的途中遇到伐郑的秦师，急中生智，一番犒师的辞令，说得是那谦恭有礼，热情周到，同时柔中有刚，明确暗示出郑国早有准备，决心迎战。弦高意在言外的话语，使孟明逡行不进，领师而回。

皇武子是郑国的大夫，他奉郑君之命，告诉戍郑的秦大夫离境。皇武子的话，说得是那么抱歉客气，但又代表了国家，严峻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下了冷冷的“逐客令”。皇武子辞杞子的一段话，是旁敲侧击，使杞子等人感到无形的威压，只好仓惶出逃。

孟明是秦国的猛将，他被晋俘获又被释还，死里逃生，复仇心切。所以当阳处父追来时，他在舟中讲的话，表面看来是“君惠”不离口，那样感恩戴德，但是内中却隐伏着报仇雪恨的切齿誓言，嘲笑了晋君放虎归山的愚蠢，点破了阳处父诱捕的企图，流露出侥幸生还的得意心情。孟明拜赐的一段话是绵里藏针。果然，三年后，秦穆公用孟明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宫及郊，晋人不出，遂至茅津济，封肴尸而还”（《左传》鲁文公三年），验证了孟明三年报仇的誓言。可见，孟明拜赐这段外交辞令对刻划人物性格，表现秦晋之间的矛盾，有其特殊的作用。

可以说，构成人物形象的生命在于人物的个性。如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人物也有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的关系问题。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造成了个性。这种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用到文学与写作上，用到描绘人物形象上，则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所说：“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描写出那人的个性。”而后人的这些真知灼见，正是从包括《左传》在内的古今中外的名著的写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秦晋肴之战》所以能活灵活现地描绘众多人物，正是因为作者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个性，而且通过行为、语言和细节准确地表现了此人物区别于彼人物的特殊之点。当然，这些个性和特殊之点，又包含着那个时代的共性和普遍性，因而作品也就成了当之无愧的灿烂的历史画卷。

《秦晋肴之战》确实不愧为《左传》艺术的“微雕”。“见微而知著”，通过对于它的剖析，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认识到《左传》作为历史名著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