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十年十五次路线分岐(17)

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政治局常委决定，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同志在开幕式的讲话；收回六号简报；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笔者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违背团结揪人是林彪集团的真正错误。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二十五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休会和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当面指出陈伯达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投机，表示把庐山炸平也不当国家主席，并劝林彪也不要当，谁要当谁当，如果再闹下去，他就下山，责令陈伯达检讨。对汪东兴的庐山会议表现，毛泽东严词痛斥“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汪东兴哭跪结合，对林彪集团倾心揭发。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三十一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改变了庐山会议异常走向。据说该文在印发前专门给林彪看过。

文中大意是：天才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没有马克思的话。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希望同志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4、庐山会议没有完

庐山会议后，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写书面检查。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检查后，进行了批评。一九七零年十月十四日，他在吴法宪的检查书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十月十五日，在叶群的检查书上，毛泽东批评道：“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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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毛泽东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实际上最早公开了他与林彪的矛盾。 实际上四个伟大发明权并不是林彪，他是因题四个伟大而担此虚名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次大会由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由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林彪讲话。陈伯达在开幕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四个伟大发明权陈伯达占三个。

一九七一年夏，毛泽东南巡，争取高级干部支持，为在九届三中全会彻底解决庐山会议做准备。

5、对庐山会议的解读

九大刚刚结束不足一年，就发生了庐山会议大分裂事件，是出乎很多人预料的，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是非常值得认真分析的。据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话前，林是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的。毛泽东问林彪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听后说：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林彪的讲话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好像是官样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的争吵内幕的人，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林彪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高，强调要设“国家主席”，认为党内还有“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坏蛋”。陈伯达、陈毅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情绪也较为激烈，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点了“二陈合流”。

毛泽东的判断，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这就是阴谋。是不是一场阴谋？按当时的党内规矩，可能性不大。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的形势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有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在“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三忠于”狂热达到了高潮，在这样的气氛中，张春桥的这些言论显然属于大逆不道，于是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高级干部们或是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小辫子”，或是认为应当趁机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坚定立场。

其次，张春桥一贯支持造反、夺权，而第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无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支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纵”险些要了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山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围攻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在“九大”期间也曾遭到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这些人早就对张春桥有一肚子的怨气。

再次，按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发生过“炮打张春桥”事件。

最后，许多军队将领、老干部对江青、张春桥不满。

总之，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届二中全会上各地区组都一致声讨“阴谋家”，形成了群情激愤的气氛，在毛泽东看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后来康生曾如此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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