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负同学的少年(2)

2014年10月12日，新泽西小镇上人们在反欺凌集会上声援一支足球队。/AP 这一判决促使州政府成立了新泽西州反欺凌委员会，针对校园内的欺凌行为从心理到物理进行详细分类，并推动了2010年新泽西州新的《反欺凌法》的修订。该法律中的抽象法律原则很少，基本上都是对治理校园欺凌的直接规定，可操作性强，堪比校园反欺凌指导手册，其中详细规定了欺凌事件的处理步骤：校长或助理在收到欺凌报告后必须在一天内启动调查，处理期限为10个工作日，校长在调查期间必须配备一名反欺凌专家，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调查报告在提交学区教育局后，家长有权申请召开听证会，如有不满可在90天内继续向州教育部长提出申诉，也可以在欺凌事件发生后的180天内直接向州司法部民事权利司提起控诉，最大程度地保护学生利益。

制定反欺凌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把全世界的“熊孩子”都送进监狱，法律只是受害者最后一道救济。在恶意发生之前，反欺凌同样包括心理疏导和预防。

相比欧美校园中的暴力行为，在隐性欺凌更严重的中国校园里，心理疏导比法律更重要。中国校园里的欺凌现象和同属于东方文化的日本更为相似，除了直接的暴力行为，还隐藏在语言攻击（辱骂、嘲笑、威胁）、群体孤立、散布谣言、羞辱戏弄等等之中，甚至包括借助网络的语言欺凌。仅靠《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框定大原则的行政条款，解决此类隐性欺凌往往力不从心。

2011年，日本滋贺县大津市的校园欺凌事件，推动了校园欺凌的立法和心理援助制度的建立。一名初二男生被多名同学在体育馆围攻，最终不堪忍受长时间欺凌，从家中公寓跳楼自杀。2013年，日本国会通过《预防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法》，明确定义“校园欺凌”是指“学生因为相关人士的心理、物理攻击而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心理攻击被明确写入“校园欺凌”的种类。

2006年11月9日，日本高中校园前的高中生。一天之前日本教育部接到一封被欺凌女生 针对“心理攻击”，日本学校为学生设立的心理咨询室，聘请律师、心理医生、退休警察和大学教授坐诊，一方面考虑普通老师在校园里的权威形象，无形中给前来咨询的学生心理压力，同时第三方也可为需要“诉说烦恼”的老师提供心理援助。此外，第三方立场的心理援助团队也避免了在调查欺凌事件时，学校偏颇事实或包庇学生。相比于此，中国应试教育下心理健康教育被当作浪费时间的课程，心理老师由普通学科老师兼任，心理咨询室也仅作硬件标配。

预防和解决校园欺凌并不仅靠学校的自觉，日本国家财政同样设立了专项资金，每年拨款给学校解决欺凌问题。2015年日本用于预防校园欺凌的资金约66亿日元，相比2014年提高了37%。而教育支持在2012年才首次超过中国财政支出的4%，还停留在义务教育和保障教育公平阶段，校园欺凌专项拨款仍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