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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模拟试卷(9)

来源:网络收集 时间:2026-08-01
导读: 《温故1942》取材于1942年发生于河南的大饥荒和蝗灾,百姓饿孚遍野,而国民政府照样课捐纳税。于是,小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百姓面对这样一个政府,是饿死不当亡国奴,还是为了活命而甘向侵略者低头。小说写到,

《温故1942》取材于1942年发生于河南的大饥荒和蝗灾,百姓饿孚遍野,而国民政府照样课捐纳税。于是,小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百姓面对这样一个政府,是饿死不当亡国奴,还是为了活命而甘向侵略者低头。小说写到,很多百姓见了白人就下跪,灾民吃了日本人的粮食,还缴了国民党军队的枪。中国的政府在国际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才出来赈灾,而赈灾之款又被贪官污吏给搜刮去。在《温故1942》中,刘震云的语调是少见的激愤,小说中还陈列了很多调查报告式的分析,以及直接的控诉与质问。

《故乡相处流传》处理的是历史与现实的混合交叉。曹操、袁绍、猪蛋、六指、“我”沈姓小寡妇等虚构的或历史上实有其名的形形色色人等,共同活跃在三国、明、清以及1960年代,他们不断地在历史中重复出现。“风水轮流转”,不同时期掌权的人物不同,但领导者永远只是使用暴力,被领导者成为暴力镇压的对象,为了逃祸,只能盲目顺从,因此,一旦夺取政权后,就同样地使用暴政。历史在不同时期就这样不断地循环。在作者刘震云这里,历史就是专制与被专制,就是官对民的压榨。

刘震云的历史观和我们通常所习见的历史观并不一致,在《温故1942》当中,一反官修历史的冠冕堂皇,百姓也露出了为了活命而不顾国民的羞耻心的“本质”,刘震云的批判的锋芒既指向统治者,也指向一般被压迫者。他把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请下圣坛,揭露他们的无耻龌龊与虚伪,曹操、袁绍、慈禧、朱元璋无不遭到作者锋利之笔的解构。对“人民”,刘震云也毫不留情,“人民”总是势利的,谁得势就跟随谁。作者当然期望于人民的觉醒。

刘震云在政治、历史、现实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其中的黑暗面,所以他致力于批判,但还没有找到清晰的出路。

27、请谈谈闻一多创造现代格律诗的具体主张和创作情况。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二章第三节

闻一多提出了创造“现代格律诗”的设想,并配合以“三美”的具体要求。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说:“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闻一多的“格律”二字,并不专指音节或节奏,而是整个诗的形式。

闻一多认为,构成诗的节奏的因素有:格式、音尺、平仄、韵脚。其中他最重视的是音尺,强调每一诗行的音尺应当大体一致,或进行有规律的变化。但并不是要求字数的完全一致。他还认为“属于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属于听觉方面的有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闻一多强调诗歌要有“三美”,即“音乐美”、“建筑美”和“绘画美”。“音乐美”指诗歌要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建筑美强调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绘画美主要指诗歌的色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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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创作实践上,闻一多的诗集《死水》当中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在实践着自己的艺术主张,为中国新诗贡献了现代格律诗。写于1926年春的诗歌《死水》,最好地体现了闻一多追求的“三美”原则,全诗意象鲜明,色彩感强(“绘画美”);音韵和谐,全诗五节,诗行匀称(建筑美);每节四行,每行九个字,基本上每行都有四个音尺(音组),各诗节压二、四脚韵(音乐美)。诗的音乐性来源于节奏,节奏则是由一定的声音单位有规律的重复形成的。《死水》的美学原则是“以丑为美”。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寓愤激于沉静的雕琢之中,从丑恶开垦美。畸形的繁华底下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死水》的风格,保留作者“红烛”时期直抒胸臆的一定痕迹,但也注意了“意象的呈现”,是对“红烛”模式的自我超越。

28、请谈谈高行健戏剧作品在1980年代的意义。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八章第二节第二部分

《绝对信号》在将话剧还原为舞台艺术上所作的探索是多方面的,《绝对信号》高行健把它称作是“无场次话剧”,以小剧场的演出形式、与众不同的剧作结构和舞台语汇而在当时引人注目。剧作结构上,突破传统剧体的时序,而以心理逻辑来代替情节逻辑。把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心灵的冲突挣扎外化成“物”来表现在舞台上,又经由人物当前的动作引申至其内心,引起回忆、想象,这些都有机地组合在舞台上,形成多层次的舞台时空结构。对于构成话剧的基本艺术因素和表现形式,《绝对信号》也作了重大调整。把对构成剧情中心的情节的描述,降到比较次要的位置,而把原来仅具有辅助作用的灯光、音响、道具等提高到具有独立作用的地位,明确把剧中的音响节奏当作剧中的“第六个人物来处理”。剧中的音响“既是剧中人物心理动作的总体的外在体现,又是沟通人物与观众的感受的桥梁”。 高行健称《车站》为“无场次多声部生活抒情喜剧”,该剧的讽刺色彩浓厚,无望的等待而不行动,这是该剧嘲弄的对象。在艺术形式上,《车站》最大的探索在声部变化、音乐手段的使用上。该剧进行了不同声部同时叙述的戏剧实验,人物“时而两三个,最多到七个声部,同时说话”,试图造成一种“复调”的效果。而全剧贯穿始终而又有变化的“沉默的人”的音乐,最能见出该剧的音乐处理上的特点。沉默的人在舞台上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作者用音乐塑造了这一人物贯穿始终的形象,并且深化了主题。

29、为什么说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最悲观的作家?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五章第七节第一部分

刘震云,1958年出生于河南延津农村,1973年参军,1978年复员后在家乡当过一段时间的中学教师,于这一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到《农民日报》社工作。1988年至1991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1982年刘震云开始创作,1987年起连续推出有分量的中短篇小说,《塔埔》、《新兵连》、《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等,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当下的人的生存处境,探讨人与他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他的人物都是普通百姓,尤其写到城市中在“单位”这一特殊的中国当代才有的社会机制中的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刘震云对于由人的欲望、人性的弱点以及严密的社会控制共同构成的制约人的生存的网络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并且把这些视作一种宿命式的因素,人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互相倾轧,扭曲人性,被社会环境的压力所制服,从这个角度说,刘震云是一个相当悲观的作家。1990年代前后,他又把思索和笔触伸向历史和农村,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1991)和《故乡相处流传》(1993),以及多卷本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都在历史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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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权力关系中探索人性的种种问题,刘震云对“统治者”和“人民”都有毫不留情的剖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最悲观的作家。

30、请简述中国现代小说与古典(传统)小说在叙事方面的区别。

中国传统白话小说,是从讲经、变文中来的,是面对听众讲故事的,所以中国古典小说以讲故事为职志。但从晚清开始,随着报刊书籍的繁荣,以及出版周期的缩短,使作家很难再维持对着听众讲故事的“拟想”自觉意识到小说是写给读者读的,而不是说给听众听的,由“讲什么”到“写什么”的写作预设的变化,改变了作者的叙事方式。在逐步取消“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说书套语和楔子、回目等传统章回小说的“规矩”的同时,许多原来属于禁区的文学革新的尝试——包括叙事方式的多样化,也都灵活松动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事模式是:以全知视角连贯地讲述一个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故事。而中国现代小 …… 此处隐藏:309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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