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教难及其对朝鲜西学发展的影响(2)

难的本质及其对朝鲜西学发展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我们认清朝鲜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相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日本和韩国均出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东道西器”这些内容虽有不同，但表述形式无异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对各国西学发展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星湖学派的情况。

在关于朝鲜王朝时代的西教和西学历史最先驱性的研究论著《朝鲜基督教及外交史》中，作者李能和指出，当时朝鲜的儒学者普遍认为，“伦理道德乃孔学专有之物”，不知西洋也有“西洋的伦理道德”。但是，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却有一些人表示认同。特别是李瀷，对西洋科学不吝溢美之词，认为“其言极是”，“非虚荡也”，“其言有理”，“此不易之论也”，“中土人所未及”，“圣人复生，必从之矣”。不少人认为他是朝鲜实学思想的巨匠。这一评价，颇为恰当。6

李瀷（号星湖，1681-1763）是星湖学派的鼻祖，他不仅对朝鲜儒学日渐脱离现实的虚学化倾向进行了批评，而且综合地研究、评价了西洋的宗教、伦理、科学，为朝鲜的西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按姜在彦的评价：“在近代初期，一部分开化派虽仍固守传统的‘东道’，但也认为吸收‘西器’同儒教的立场并不矛盾，并提出了‘东道西器’论。可以认为，李瀷的西学观正是这种‘东道西器’论的嚆矢。”7 然而，也应看到李瀷是精通以儒学为主的东洋传统思想的儒学者。因此，不仅他对西学和西教具有不同的认识，而且他对西学的认识和理解，也是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正如朴星来所指出的：“李瀷虽然在《星湖僿说》中大量引证了西洋科学观点，但他也很容易回归传统科学。对于宇宙的形体，他用传统的浑天说和盖天说进行了解释，并在屈原的九重天说中融入了西洋的九重天说。他虽然用西洋的天文学知识介绍了指南针和银河，但同样毫不吝啬地附以传统的解释。”8

确实，李瀷对西洋历法的优越性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不仅优于以往的“授时历”和“回回历”，乃“历道之极”，而且认为“圣人复生，必从之矣”。这种思想不仅提出了与“华”构成对偶的“夷”也存在优秀的文化，是对西洋科学的敬佩，更重要的是，他从将唐虞三代理想化的儒教崇古的思想中

摆脱出来，认为圣人的智慧并非完美，因此有必要通过吸收西学予以补充，从而修正了以中华及其圣贤为尺度判断一切思想和学问的传统的“中华中心主义”的潮流。这就是李瀷所奠定的吸收西学的思想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注意他的西学思想的局限性。这特别表现在他一方面根据麦哲伦和哥伦布的航海经历肯定了地圆说，抛弃了作为华夷世界观之重要基础的“天圆地方说”，但另一方面他又在以“补儒论”为传教立场的耶稣会士的汉译书籍的影响下，强调“地居天圆之中，不得上下，仍坚持‘地静天动说’，反对‘地动说’即日心说”。9

李瀷的西教观，也表现出一种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他对《七克》的评论以及《跋天主实义》中有明确反映。如邹振环所指出的：“超出一般笔记式的记录而对《天主实义》进行较为系统的批判的，是李瀷。”但另一方面，“李瀷认为天主教经典，一开始也如《诗经》一般，属于人们崇奉的经典，只是因为附会天堂地狱之说，才使其变了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李能和认为李瀷并非真的认为《天主实义》是异端邪宗，为《天主实义》写跋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希望该书流传。”10 对《七克》的评价也一样。一方面，他指出该书掺杂了天主鬼神之说，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若“削其荒诞之语，而节略敬语，于吾儒克己之功，未必无少补。”指出《七克》说教克己的比喻，不仅比儒教更多样而贴切，而且不是像儒教那样否定人欲本身，而是仅仅否定私欲。11

需要申明的是，笔者以上所述李瀷西学和西教观中的这种两重性，主要不是为了说明其思想认识的局限性，而是为了说明他的学问和思想，兼有进步和保守两方面，并因此而在他的门下产生了以权哲身和安鼎福为代表的左派和右派两种倾向。以权哲身为首的对儒教新的解释，不仅是对朱子学的怀疑和批判，是对传统思想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外来文化的大担接近和急进吸收。与之相反，安鼎福等则试图积极地对这种倾向予以牵制。关于安鼎福对西教的批判，许多先学已经作了详尽的分析，在此铺陈，无异叠床架屋。但需要强调的是，在1763年李瀷去世后，星湖学派的首领安鼎福撰写批判西教、表明自己西教观的《天学考》和《天学问答》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固守儒教的立场，坚持“其所学，学圣人也，学圣人之道，不过求圣人之知与行”，而且是为了在“党议横流之计”，警戒和保护向信教方向倾斜的星湖少壮派人士，使之免

受反对派的攻击。在给蔡济恭的信中，他明确表露了这一目的：“吾党小子之平日以才气自许者，多归新学，谓以其道在是靡然而从之。在党议横流之时，对此种风潮不可袖手旁观。”12

星湖学派内部的矛盾，对辛酉教难的发生不无影响。在星湖学派内部，曾发生安鼎福和权哲身的争论。在“全罗道珍山事件”发生以后，“攻西派”和“信西派”进一步对立，并扩展到南人系内部，而南人系内部的同室操戈，则为老论僻派在1800年正祖去世后复归政治权力的中心，提供了良机。

在“全罗道珍山事件”发生后，南人系中“攻西派”的急先锋洪乐安给蔡济恭去了一封长信，严厉谴责了权哲身等“蔑伦乱常之辈”，并警告说，在汉城，“聪明才智之士十居八九皆被邪说所惑，是将发生黄巾白莲之乱的先兆。”以洪乐安的这封长篇书信为契机，斥邪论更加嚣张。但实际上这是老论僻派的金钟秀、沈焕之唆使洪乐安借斥邪之名，行将蔡济恭派的人士一网打尽之实的计谋：“乐安此举，非出公心，闻与金钟秀、沈焕之密勿谋议，外借斥邪之名，内售网打之计，舔糠及米，并害大监，因从以打破义理，则非但伐害吾辈而已云。”13 由此可见，所谓的“斥邪”，主要是一种政治阴谋。

事实上，“信西派”不仅存在于南人系的星湖学派，而且存在于老论系的北学派。

所谓“北学”，典出于《孟子》中楚国陈良赞先王之道，建议北学中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朴齐家在他撰写的《北学议》的序文中，即说明了其书名的出典。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北学”的含义，虽然是指通过汉城——义州——栅门——沈阳——山海关——北京这条通道，向中国学习。但是通过这条通道，北学派了解的不仅是“夷狄”清朝的文物制度，而且在参观了北京的天主教堂、东正教堂、清真寺，并和前往北京朝贡的琉球、安南、暹罗等国的使臣以及耶稣会士进行笔谈后，了解了“天下之大”，并决意“西学”。也就是说，“北学”不仅是学习中国，而且包括“西学”——学习和吸纳西方科技文化。

北学派中的最年长者洪大容（号湛轩，1731-1783）是北学派的巨匠。1751年，21岁的洪大容在金元行门下学习传统儒学，同时对作为“开物成务之急务”的律历、算数、钱谷（财政）、甲兵（军事），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正

心诚意，固学与行之体也，开物成务，非学与行之用乎？揖让升降，固开物成务之急务，律历、算数、钱谷、甲兵，岂非开物成务之大端乎？”14 正是这种思想，不仅使他超越了党派的界线，对李瀷的《星湖僿说》表示认同；使他对西学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使他将朱子学一尊主义的朝鲜儒学视为虚学并进行了强烈抨击；使他对“北伐论”进行了否定；而且使他提出了地球上所有地域“均是正界”，所有 …… 此处隐藏：320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