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教难及其对朝鲜西学发展的影响

辛酉教难及其对朝鲜西学发展的影响

冯 玮

19世纪前半期，中、日、韩三国面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经历了产业革命的欧美列强依仗坚船利炮，强行要求三国实行门户开放。如何应对这场挑战，不仅关系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且关系国家的存亡。

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应对西洋的挑战，东亚三国不少志士仁人努力研究和了解西洋，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提出了“师夷狄之长技以制夷”，“进夷狄以师之”等种种主张。但是，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的交互作用，朝鲜却进一步强化了闭关锁国政策，并最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这些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因素的交汇点，就是发生于1801年的辛酉教难。本文试图通过对辛酉教难产生的历史背景、辛酉教难的本质，以及辛酉教难对朝鲜西学发展的影响的分析，阐释朝鲜西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

辛酉教难的发生，具有特定的国内政治背景。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东亚儒教文化圈中，仅仅将朱子学视为唯一的“正学”加以推崇，是17世纪以后朝鲜儒学的显着特征。在此之前，朝鲜虽然将孔孟程朱的道统视为“正学”，但这并不意昧所有其它的思想流派均被视为“邪学”而遭贬斥，即朱子学“一尊主义”并未确立。在高丽末期、朝鲜初期，郑道传和权近等人通过与道家和佛家的对立，构筑了儒教立国的理念基础。儒教的地位因此得以进一步提高。进入16世纪后，李滉对阳明学进行了激烈批判。此后，他的反阳明学的立场作为朝鲜儒学界的主流而得以承袭。不管是岭南学派，还是畿湖学派，均无例外。即便如此，当时对朱子学 “一尊主义”的批判仍得到允许。但是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对孔孟的反朱子学解释被视为“斯文乱贼”并遭到批判，独尊朱子学成了朝鲜排他性的学术和思想潮流。

其次，随着朱子学“一尊主义”的盛行，儒学在朝鲜王朝创业期的“实

学”的侧面不断被舍弃，朝鲜儒学者的主要关心，日益偏重于“形而上”的性理学和形式上的礼论，因而使儒学成了脱离现实、空理空论的虚学。如丁若镛所指出的，对“理”和“气”、“四端”和“七情”、“理发”和“气发”、“未发”和“已发”、“道心”和“人心”、“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体”和“用”、人性和物性是“理同气异”，还是“气同理异”等形而上的范畴的探究和争论，令诸多儒学老汉“不能携手同归尧舜周孔之门。”在礼论方面，朝鲜儒学者也是日益使作为“行”的礼，向作为“学”的礼发展，劳心费神于对礼的历史、礼的理论本质进行探究和争论。这种探究和争论由于日益同血与火的党争纠缠，进一步成为儒者逃避现实的原因。

再次，16世纪以后，朝鲜的学派和党派日趋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必然使学问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使学派间的争论成为党派间的角逐。众所周知，李朝500年，贯彻的是文官居上的原则。统治阶层是辅佐国王，担当政治的“士”。“学道之人，名之曰士”。“以之事君同，以之泽民，以之为天下国家者，谓之士。”“士者，仕也。”1 朝鲜的“仕”虽然也有“荫仕”，即因祖先的功勋或荣耀而为仕者，但基本上只能通过科举而赴仕途。在“盖科举繁，而取人太广”的朝鲜，登科之人和官职数的不成比例，使党派间围绕有限的官职而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不管哪个党派提出哪种捍卫“正学”的理论，均由于“朋党生于争斗，争斗生于利害”而使“卫正”始终是一种幌子，使权利斗争、利害关系始终是藏于其背后的实质。

最后，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胡乱”，“尊明排清”的“北伐”论和“尊华攘夷”论，成了朝鲜儒学界一以贯之的潮流。而在此之前，朝鲜对明朝一直保持着“事大关系”，即同属“中华”的小国和大国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一种基于“力”的逻辑（霸道）的宗属关系，更是一种基于“礼”的逻辑（王道）的宗属关系。李朝时期朝鲜同明朝的关系，就明朝来说，是基于“以大事小者，乐天者”这种仁者的立场，而就李朝来说，则是基于“以小事大者，畏天者”这种智者的立场。例如，“篡夺王氏政权，建立朝鲜王国，使朝鲜的礼治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李成桂称，‘以小事大，保国之道’”。 根据这种仁者和智者的关系，明朝的“保天下”和朝鲜的“保国家”，就各自的利害关系而言，是一致的。但是，自满族入主中原，特别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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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胡乱”以后，朝鲜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按照当时朝鲜儒学者的观念，随着明朝的灭亡和清——胡虏取而代之，“王道”取代“霸道”，原来的“大中华”已不复存在，朝鲜作为唯一的“小中华”而陷于孤立。这种具有新的内容的“华”和“夷”对立的观念，以及基于这种观念的“北伐”论和“尊华攘夷”论，在朝鲜后期的儒学界不断蔓延，并决定了朝鲜后期儒学的排他性。

辛酉教难，就是在朱子学“一尊主义”、儒学的虚学化、士与仕的本体化和与此密切关联的权力斗争，以及具有新的内容的“尊华攘夷”的名分观等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发生的，是长期蕴积的政治矛盾的总爆发。其本质，就是以“卫正斥邪”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场党争。

一般认为，朝鲜李朝后期党争政治，始于1575年（宣祖元年）围绕朱子学的争论。这场争论，使由政学一体的朝鲜士林派分为东人和西人，之后又进一步分化：从东人中分化出北人和南人、从西人中分化出老论和少论，从而形成了北人、南人、老论、少论四党。这些作为派阀变形的“政党”，是连党外通婚也不允许、以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组织，具有极大的排他性。虽然长期以来作为第一大党而掌握政治主导权的，是老论。但是，以1762年（英祖38年）的王位继承事件为发端，老论分裂为南北两派，并最终形成了时派和僻派，前者衍化出拥护实学的北学派，成为拥护西学的重要力量。1786年正祖继位后，为了革除原来朝鲜政治中党同伐异的弊病，采取了“四党并用”的调和主义方针。长期在政治上不遇的南人得以任用，并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分裂。其中以李瀷为始祖的星湖学派拥护西学，并和老论系统的北学派一起构成了实学的两大流派。这种分衍，构成了新的党争的契机，使李朝的党争史，开始了以天主教为焦点的新的斗争历史。

在正祖统治年代，由于这位比较贤明的君王对西教和西学进行了区分，因此在他统治时期，西学得到了宽容。同时，正祖和他的右议政使蔡济恭对老论僻派等攻西派对西学的过激反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从而使对天主教的镇压，没有波及到拥护西学的南人系的中心人物。但是，在1799年1月和1800年6月，80岁高龄的蔡济恭和49岁英年的正祖相继去世后，情况顿时发生了变化。

1800年7月，年仅11岁的纯祖继位，大王大妃金氏（英祖的继妃贞纯王后）垂帘听政。金氏的长兄金龟柱曾是老论僻派的领袖，在正祖统治时期因“逆上”而遭流放，其党羽也均被革除官职。正祖驾崩，同样出身僻派、长期怀恨有心的金氏大权在握，必然反攻倒算，政局的逆转也就势在必然。1800年11月，以金氏为核心的老论僻派和少论时派的联合政权，逮捕了崔必恭为首的天主教徒，拉开了辛酉教难的序幕。

1801年1月10日，大王大妃金氏颁发教文：“先王每谓正学明则邪学自熄，今闻所谓邪学依旧。自京至于畿湖而日益炽盛云。人之为人，以有人伦，国之为国，以有教化。今之所谓邪学无父无君、毁坏人伦，背驰教化，自归于夷狄禽兽。”“监司守令，仔细晓谕，使为邪学者，番然改革，不为邪学者，惕然惩戒，无负我。”3 自此，老论僻派正式开始了对南人 …… 此处隐藏：311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