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路（发表于《世界博览》2009年24期封面）(3)

国数码相机产业和摄像机产业只剩我们一家了，我们孤军奋战。九个日本品牌基本上类似于日本的国企，都是整个日本民族全力支持的”。

冯军表示，国有企业早就应该进来了，大家一起打群架，我们小飞机搭载航空母舰就可以远征到全世界去挣钱，这样我们可能活下来，否则我们一个孤单的民营企业在这儿抗几个跨国巨头，确实很难。“我们盼望着我们这个行业真的可以国进民退”。

而另外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在“银发〔2009〕92号文件”公布之前，今年1月，摩根士丹利分析指出，中国楼市成全球经济复苏关键，“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来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衰退的程度将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这显示了外资利益集团似乎因其超强的研究能力而获得了对于中国经济政策制定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惊人预测能力。

零点调查集团总裁袁岳表示，“中国的公共政策已经进入到一个利益集团立场分歧的时代，任何具体政策主张与选择都很难得到民众一致的拥护。了解更多利益群体的需要，提供适当的表达、谈判与辩论机制，以形成相对接受度较高的妥协性政策方案。将成为未来主流的政策选择模式。”

事实上，美国也同样存在利益结构问题。美国向中国出口的贸易和服务部门在这种国际分工得到了巨大利益，如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领域，金融、会计师等高端服务业；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低端制造如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纺织等领域则在这种国际分工中受到巨大损失。

于是，受损部门的企业和工会必定以“不公平贸易”为由向美国政府申诉，美国的制度决定政府就必须进行调查。这就是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贸易代表柯克所说的不会以减少贸易行动换取中国同意允许人民币升值，“一旦签署协议，我们就会执行”的潜台词。

而在中国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下，这种调查所依据的标准具有很强的随意性，简直是一查一个准。这和中纪委对于官员的查处“一查一个准”具有异曲同工之道理。

在利益纷争的结构下，规则是无法交易的最终裁判。

未来之路：综合平衡与规范重建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表示，目前，我国全面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各项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前三季度7.7%的经济增速中，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消费只有4个百分点，外贸贡献率仍然为负。因此，我国产业结构必须进行新的调整。

事实上，需要调整的不仅是产业结构，内需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等都需要调整，这涉及到内部均衡问题；外贸结构、国际金融结构、国际分工结构等同样需要进行调整，以解决外部均衡问题。而与此同时，利益集团结构和社会结构，对外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则隐于其后，形成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制约因素，这些都需要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

国内经济的平衡不仅要调节投资和消费，而且要调整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同时，国内经济的综合平衡也建立在利益集团综合平衡的基础之上，对此杨帆表示，“国家应依据‘遏制与平衡’的原则，把各种利益集团纳入新的政治框架之中，必须以综合手段遏制利益集团的恶性发展，同时扶持弱势群体形成利益集团，以求得平衡。这是关系中国未来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保证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

11

对外经济的平衡则不仅要调节外贸结构、国际金融结构和国际分工结构，而且需要主张大国权利和输出大国责任，并在此基础上与国际社会合作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美国享受了“世界货币”和单极力量带来的全球性权利，但是不愿意或者受制于国内政治而不能履行全球责任，是这次世界市场体系接近崩溃的深层原因。为了支付其几次“反恐战争”单边行动的成本，美国不得不利用欺骗性衍生金融工具的泡沫来释放美元，当泡沫破裂时，美元遇到了信任危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索罗斯所说的“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有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

世界还没有准备好以目前的方式接受中国，中国没有准备好同时也不该片面承担全球责任；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问题重重，甚至还没有学会使用自己的全球权利和影响力。

在未来，中国的人口、版图、市场以及长期追求国家复兴的实践积累，决定了中国必须是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学会合理应用自己的国际权利和影响力；同时，也要规范自身行为以适应对本国公民和国际体系的义务。

这对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国，其复兴不可能重复此前诸多侵略性帝国的崛起方式，全球市场容纳不了这样一个中华帝国。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一种全新的，权利和义务公平的全球治理模式之上。

于是，中国被历史地推向了“解放全人类成为解放自身的条件”的位置——中国国民经济的平衡必须建立在一种内外综合平衡的基础之上。把内部综合平衡和对外综合平衡视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全面平衡的治理之道。否则，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解决不了“摁下葫芦起了瓢”的总体性问题。

因此，以一种全球市场可以接受的方式融入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应用自己的权利和影响力，探索一种公平的全球治理模式，是我们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新课题。

旧时代的体系性特征还将继续延续，终点还没有到来。但全球治理新时代的压力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对中国而言。任重而道远。

对于内外综合平衡的调整，需要建立在一定的规范共识基础之上。

无论是“国进民退”的争论，投资亢奋和由此导致的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还是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出现和通货膨胀幽灵的游荡，以及对外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其背后几乎都有政策的影子，但又不能归结于短期政策。

我们一直存在着国民经济的内部不平衡，也存在着严重的对外经济不平衡，而这些不平衡籍这次国际经济危机之际形成一次总爆发。在这两个不平衡的背后，是社会结构不平衡和权力运作的不规范。

事实上，很多“国进民退”案例背后都有不规范行政之手的影子，无论山西的煤矿整合还是山东的钢铁整合，都摆脱不了“强买强卖”的嫌疑。

11月16日，身处“国进民退”舆论漩涡的日照钢铁却通过全国工商联公开表态，表示“山钢重组日钢是符合市场化的双赢之举，外界传出的‘政府拉郎配’以及‘国进民退’说法严重脱离了实际。”

而一个可能有必要介绍一下的背景是，2008年5月，日照钢铁曾通过全国工商联而不是地方政府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人民币，据说这使得地方政府相当不爽。

而国有企业对于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发力而扩大泡沫，也有对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定位以及行政干预国有经济方式不规范的因素。无论是国有经济大规

12

模进入内部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还是在对外经济竞争领域的缺位，以及某些机构以行政之手推动国有企业“扩大内需”，都来源于“行为不规范”。

而对于不得不“退”的民营经济，不规范的影子更是到处可见。如果不是在公共项目夺标中“不规范”长期存在，相信早已形成“大”的民营工程公司了，规范的市场竞争必定导致优胜劣汰，有助于规范“大公司”的产生，而他们对于中纪委等国家相关机构的“严查”具有免疫能力，不至于在“不敢造次”的氛围下退出市场。

另外，此前一些与地方权力勾结的民营经济相当不规范，甚至产生“收拾”全国性传媒记者的现象，使得记者成为一种“危险工种”。当他们遇到不规范行政的挤压时 …… 此处隐藏：293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