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5)

的方式，手持《毛泽东语录》上街声援罢工工人，中国银行也参加到声援活动之中。因左派游行受到香港当局防暴警察的冲击，许多人被打伤，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所属港澳组与外交部领导层生怕犯反帝不坚决的错误，马上决定发照会抗议，同时在北京组织上百万人到英国代办处门前游行示威。中共香港工委也不能落后，马上动员和组织左派工会工人和在港中资机构人员上街，参加抗议斗争。《人民日报》更是不甘示弱，很快发表社论，不仅严词威胁，而且暗示收回香港(62)。广东地方军政部门也不能不马上行动起来，组织了一次有民兵和边防部队参加的军事行动，冲击港英边界，以显示不惜武力解决香港问题的坚强决心。所有这些举动，加上外交部向港英当局发出最后通牒，最终极大地刺激了北京各单位红卫兵组织的反帝斗志。终于，在8月21日黄昏，外交部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限一到，红卫兵冲破士兵组成的人墙，拥入代办处，砸毁了室内所有东西，并放火烧了房屋(63)。长期以来，这种建立在阶级斗争思维基础上的，以“敢”字当头、“斗”字为先的革命外交的破坏力，至此达到了极点。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也因之孤立到了极点。这种情况，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毛泽东被迫通过调整对美政策来牵制苏联，才逐渐发生了某些改变。(64) 六 结语

综上所述，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不仅对新中国国内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新中国整个对外政策及其外交工作。所谓革命外交，其实就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产物。其最简单的逻辑，就是按阶级关系来将世界一分为二，即一方面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非此即彼。而依据统战思维，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反动顽固势力的逻辑来划分，则可以按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结论和他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的说法，即将世界分成三类矛盾，即第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统治者与本国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或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

家之间的矛盾；第三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按照这类矛盾的分法，则可以发展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争取和中立与主要帝国主义矛盾冲突的各种中间力量，在全世界组成统一战线，着重孤立和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力量。(65)

很显然，新中国的革命外交，多半就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建构和实践的。走到极端时，就是简单的二分法决定一切，整个1960年代可谓走到了极点。比较策略时，则注意到统战需要和争取中间力量，提出所谓中间地带说，包括将世界一分为三，提出三个世界的观点，力图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1970年代前半期，亦即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呈现出这样一种高度重视对弱小和落后国家进行统战的新的态势。

不可否认，新中国对弱小的和落后国家的统战工作及其同情态度，在一定时期和相当程度上为自己赢得过国际声誉，帮助新中国实现了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目标。但是，基于阶级斗争理念的革命外交思想，因为无法摆脱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问题的思维定式，往往相信世界上真正站在自己一边的只能是有着相同阶级基础的共产党国家和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相信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与人民革命力量之间，必须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人民革命；相信新中国就阶级本质上与各国反动派始终是敌人。结果，当国际政治格局出现重要转折或中国面临严峻的外交形势时，它的外交抉择往往会剑走偏锋，直至使自己陷于严重孤立的局面，严重损害到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

回溯新中国建立之初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外交抉择，1950年代中后期因不满和平共处而进行的外交转向，1960年代初期以反修为主旨创立世界革命中心，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打倒国际帝、修、反”的旗号下全面输出革命的种种情况，我们理当对这种革命外交的思想和实践，有相当深刻的反省与反思。 收稿日期 2009-10-20 注释：

①如果说还有个别著作对此有所讨论的话，那也是国外的学者，比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就在第六、第十一两章中描述了新中国外交早先所经历的曲折情况，并有所讨论。见该书第276～309，523～592页。

②最为典型的是曲星著《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的结语，见该书第605～610页。其他如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等，虽只叙述而无讨论总结，但叙述的思路也大体相似。

③有研究者甚至断言：当年中国的革命外交政策，包括“用声援或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发达国家内部人民革命的方式，甚至用出兵、军援等军事斗争方式”去推动世界革命，通过外交人员去宣传鼓动所驻国家人民起来“革命”和直接参与所驻国的“革命斗争”，同样也是有利于和平目的一种外交手段。理由是那个时代与今天不同，当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应该那样做。见罗燕明：《正确评价和总结新中国外交史》，当代中国研究所网，http://www.iccs.cn/detail_cg.aspx?sid-516。

④有不少网友撰文直言当今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屈辱的外交”、“投降外交”、“卖国外交”，毛泽东时代敢斗敢拼的革命外交才是“最有力量最有前途的外交，也是最有骨气的外交”。参见马门列夫：《和平共处的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乌有之乡网，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04/37884.html；《韬光养晦的外交就是在主子面前撒娇》，马克思主义评沦网，

http://www.reviewing.cn/article/2009/0606/article_4482.html。 ⑤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⑥例如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杨公素的《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等。

⑦如沈志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关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几个争议问题》；《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见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史学月刊》2002年第11～12期；牛军：《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见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57～594页，等。

⑧问友：《中国革命中之对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红旗》第5～6期，1930年8月19日；并见《柏山（即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际指示的发言》，1930年8月3日。

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193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 …… 此处隐藏：2589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