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3)

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主张“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这样的号召，显然未考虑到外交问题，并且不仅与会的亚洲各国工会领导人感到难以接受，就连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也倍感困惑(33)。

中国革命迅速胜利的强大历史惯性，以及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理想目标，这时明显地激励着中共中央的革命斗志。还在当年6月底7月初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候，中苏两党就已经对欧亚革命的领导责任做了明确的分工，中国党正式承担起了指导亚洲各国革命斗争的政治使命。因此，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他除了向斯大林祝寿和与苏方商谈中苏结盟等条约问题外，还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帮助和推动亚洲各国革命力量开展解放斗争的意见书(34)。正在欧洲和中东与美国单打独斗的斯大林，显然也受到了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共革命热情的强烈感染。

就在一年前，即1948年，美、英、法和苏联围绕着对德国占领区的控制权问题，刚刚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史称柏林危机。柏林危机的爆发，使苏联在欧洲的处境变得极其困难，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如果能够扩展到亚洲各国，推动起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可以迫使美国不得不分散它的注意力，减轻苏联在欧洲所受到的压力。而事实上美国也确实感觉到了“丢掉”中国大陆的严重后果，美国国会为此通过了新的亚洲政策纲领，有意想要像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复兴一样，用经济手段帮助日本成为遏制共产革命在亚洲扩张的战略基地(35)。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放弃了战后一直在宣传的“两个体系长期共处”的方针，不仅积极支持刘少奇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号召，而且决心乘中国革命胜利的东风，通过中共，推动亚洲的革命运动，迫使美国分散其在欧洲的力量，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之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1月6日，莫斯科突然改变了战后与日共中央商谈好的斗争策略，通过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日本共产党所奉行的议会道路政策，要求日共用武装斗争来与美国占领者进行斗争(36)。这时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也很快做出反应，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响应莫斯科的主张，劝告日共接受批评，坚决转入武装斗争的道路(37)。 在日共以及印度共产党先后被推向武装斗争的同时，斯大林也秘密批准了朝鲜劳动党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方针。苏、朝双方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金日成等受斯大林之命专程来到北京，请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认可与支持。尽管中国此时正全力以赴为最后夺取台湾、完成统一大业作着准备，但出于国际主义的信仰，中共中央还是对朝鲜党的计划表示了支持。不仅如此，从6月25日朝鲜战争打响后，中共中央就按照当初承诺的那样，开始做出兵朝鲜、帮助朝鲜党实现军事统一朝鲜半岛的作战准备。(38)最终，当朝鲜人民军军事上严重失利时，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政府毅然派出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并动员全国之力，进行了长达近三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东北境外实行抗美援朝战争外，中共中央这时其实还在中国南部边界内外，使用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援助、训练越南党的武装力量，进行了一场持续时间更长的抗法援越的战争。中国革命的持续性效应，在195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得到了十分明显的反映。

但是，运用革命的手段和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在亚洲拓展中国革命的影响，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效。印共的武装斗争毫无效果可言，日共因放弃议会道路，转向武装夺权，遭到取缔，很快陷入分裂且社会影响力丧失殆尽。朝鲜党的军事行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干涉，虽加上了中国的力量，亦只是保住了战前的版图，人力、物力、财力损失惨重。各国武装斗争中只有越南党的武装斗争因对手较弱而颇有起色，但美国已经开始着手帮助法国，距离取得成功还难以预期。中国在这一系列援外斗争过程中，虽然在朝鲜取得了成功抗击强大美国的骄人战绩，但数十万人的死伤，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亦成为百废待兴的

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极为沉重的负担。特别是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在1952年展开之后，继续保持南北两面的紧张战争形势和庞大的军费开支，也极不现实。

幸亏在这个时候，即1953年3月5日，力主在亚洲向美国示威的斯大林突然去世了。二战结束后一直渴望看到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到来的多数苏联领导人，都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们马上中止了斯大林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进攻性政策，并开始劝告中国、朝鲜和越南，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党，停止武装斗争，尝试着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也权衡利弊，接受了苏共中央的建议，与朝鲜党一道，在谈判桌上做出了让步，同美国达成了朝鲜停战协议(39)。随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接过莫斯科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40)，周恩来并将之具体化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用以宣示新中国新的对外政策，及其全面谋求和平外交的诚意(41)。

中共中央能够如此容易地放弃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转而从纯粹外交和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改善自身国际生存环境的问题吗？其实不能。除了苏联的影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的现实考量以外，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政策转变的关键所在，仍是为了便于反美。即是要通过这种策略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对于需要实行新政策的理由，他是这样解释的，即各国现在都要求缓和与和平，只有美国要打仗，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我们这个时候打出和平的旗号，“可以进一步分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42)。

不难看出，毛泽东依旧是从他所习惯的统战思维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外交新政策的。不过，由于这一新政策所追求的和平任务相当艰巨，在国务总理和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努力下，新中国政府所做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的尝试，也是相当深入的。中国这时不仅积极参加了平息亚洲战争的日内瓦会议，成功促成了全面停

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而且还采取了解散周边国家华侨中共产党组织，和劝说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做法，这些都让一直以来极度恐惧“赤祸”蔓延的东南亚和南亚不少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开始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也因此明显地改善了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

但是，从革命的统战思维来解读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因，明显地说明毛泽东其实还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政策的实施。因此，其检验这一灵活性成功与否，不仅要本着原则性，而且不能不着眼于它的功利性。而这时中国方面推行和平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的功利性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联合欧亚大多数国家的办法，来孤立、削弱美国，迫使其在台湾等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对话。

从阶级斗争观点和中国革命成功经验出发，毛泽东这时其实很难赞同全面停止武装斗争的做法。这一方面是它不符合他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的大原则，即“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43)；一方面是它难免会给各国革命党造成一种中国党不 …… 此处隐藏：283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