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论民族主义(6)

再就第三件的祸害说，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环看地球上，那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德国增多两倍半，至少的法国还有四分之一的增多，若他们逐日的增多，我们却仍然故我，甚或减少。拿我国的历史来考查，汉族大了，原来中国的土人苗、徭、僚、僮等族便要灭亡。那么我们民族，被他们的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亦要灭亡，亦是显然可见的事。

故中国现在受列强的政治压迫，是朝不保夕的，受经济的压迫，刚才算出十年之后便要亡国；讲到人口增加的问题，中国将来也是危险的。所以中国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的压迫，这三件大祸临头，便要到到处宣传，使人人都知道亡国惨祸，中国是难逃于天地之间的。到了人人都知道大祸临头，应该要怎么样呢？俗话说“困兽犹斗”，逼到无可逃免的时候，当发奋起来和敌人拚一死命。我们有了大祸临头了，能斗不能斗呢？一定是能斗的，但是要能斗，便先要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困兽尚且要斗，我们将死的民族是要斗不要斗呢！诸君是学生，是军人，是政法家。都是无觉无知，要令四万万人都知道我们民族现在很危险的。如果四万万人都知道了危险，我们对于民族主义便不难恢复。

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但是除了民族团体之外，有没有别的团体呢？我从前说过了，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国人在路上遇见了，交谈之后，请问贵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由这种好观念推广出来，便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我们失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便要有团体。要有很大的团体。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先要有小基础，彼此联合起来，才容易做成功。我们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依我看起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便先要大家去做。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因为外国人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们的法律，对于父子，兄弟、姊妹、夫妇各个人的权利都是单独保护的。打起官司来，不问家族的情形是怎么样，只问个人的是非是怎么样。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再没有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所以说，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外国不如中国。因为中国个人之外注重家族，有了什么事便要问家长。这种组织有的说是好有的说是不好。依我看起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变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结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若是用个人做单位，在一国这中，至少有几千万个单位，象中国便有四万万个单位；要想把这样多数的单位都联络起来，自然是很难的。如果用宗族做单位，中国人的姓普通都说是百家姓，不过经过年代太久，每姓中的祖宗或者有不同，由此所成的宗族或者不只一百族，但是最多不过四百族。各族中总有连带的关系，譬如各姓修家普，常由祖宗几十代推到从前几百代，追求到几千年以前，先祖的姓氏，多半是由于别姓改成的，考求最古的姓是很少的。象这样宗族中穷源极流的旧习惯，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牢不可破，在外国人看起来，或者以为没有用处，但是敬宗收族的观念入了中国人的脑，有了几千年。国亡他可以不管，以为人人做皇帝，他总是一样纳粮；若说到灭族，他就怕祖宗血食断绝，不由得不拚命奋斗。闽粤向多各姓械斗的事，起因多是为这一姓于那一姓名分上或私人上小有凌辱侵占，便不惜牺牲无数金钱生命，求为姓中吐气，事虽野蛮，义至可取。若是给他知了外国目前的种种压迫，民族不久即要亡，民族亡了，家族便无人存在。譬如中国原来的土人苗、徭等族，到了今日祖宗血食的样子。那么，一方可以化各族之争而对外族之争，国内野蛮的各姓械斗可以消灭；一方他怕灭族，结合容易而且坚

固，可以成就极有力量的国族。用宗族的小基础，来做扩充国族的工夫，譬如中国现有四百族，好象对于四人做工夫一样，在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各姓便可以成一个很大的团体。譬如姓陈的人，因其原有组织，在一乡一县一省中专向姓陈的人去联络，我想不过两三年，姓陈的人便有很大的团体。到了各姓有很大的团体之后，再由有关系的各姓互相联合起来，成许多极大的团体。更令各姓的团体都知道大祸临头，死期将至，都结合起来，便可以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有了国族团体，还怕什么外患，还怕不能兴邦吗！《尚书》所载尧的时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他的治平工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渐扩充到百姓，使到万邦协和，黎民于变时雍，岂不是目前团结宗族造成国族以兴邦御外的好榜样吗？如果不从四百个宗族团体中做工夫，要从四万万人中去做工夫，那么，一片散沙便不知道从那里联络起，从前日本用藩阀诸侯的关系，联络成了大和民族，当时日本要用藩阀诸侯那些关系的原因，和我主张联成中国民族要用宗族的关系是一样。

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国民，已经到了不得了的时代，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本。我们四万万人有了民族的大团体，要抵抗外国人，积极上自然有办法。现在所以没有办法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团体。有了团体，去抵抗外国人不是难事。譬如印度现在受英国人的压迫，被英国人所统治，印度人对于正当的压迫没有办法，对于经济的压迫，便有康第（今译甘地，下同。）主张“不合作”。什么是不合作呢？就是英国人所需要的，印度人不供给；英国人所供给的，印度人不需要。好比英国人需要工人，印度人便不去和他们作工，英国人供给印度许多洋货，印度人不用他们的洋货，专用自制的土货，康第这种主张，初发表的时候，英国人以为不要紧，可以不必理他。但是久而久知，印度便有许多不合作的团体出现，英国经济一方面便受极大的影响，故英国政府捕康第下狱。推究印度所以能够收不合作之效果的原因，是由于全国国民能够实行。但是印度是已经亡了的国家，尚且难免实行不合作；我们中国此刻还没有亡，普通国民对于别的事业不容易做到，至于不做外国人的工，不去当洋奴，不用外来的洋货，提倡国货，不用外国银行的纸币，专用中国政府的钱，实行经济绝交，是很可以做得到的，他若人口增加的问题，更容易解决，中国的人口向来很多，物产又很丰富。向来所以要受处国压迫的原因，毛病是由于大家不知，醉生梦死。假若全体国民都能够和印度人一样的不合作，又用宗族团体做基础联成一个大民族团体，无论外国用什么兵力、经济和人口来压迫，我们都不怕他。所以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团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无论对付那一国，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国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积极的，这种方法就是振起来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二是消极的，这种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极的抵制，使外国的帝国主义减少作用，以维持民族的地位，免致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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