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_以_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_签

?专题研究?

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

———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

杨奎松

　　提　要:新中国政府成立伊始,就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周恩来都曾高度评价这次谈判,并充分肯定这一条约。但随着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开始在不同场合尖锐批评有关东北和新疆问题的补充协定,以及有关成立4个合营公司的协定,并且对斯大林的态度表示不满。从革命到执政地位的改变,不能不影响其民族情感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发生相应变化,加上国内舆论和民众情绪的影响,是促成中共领导人对谈判部分结果重新审视,渐至发生疑义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毛泽东　中苏关系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民族情感　国家利益5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原因多种多样,意识形态的,特别是对革命和战争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①。但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毫无疑问不能仅仅从意识形态方面去找原因,甚至也不能仅仅强调双方领导人的性格冲突和历史积怨所带来的心理上的距离感。对中苏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在国家利益,特别是在民族情感方面碰撞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多年来,国内的研究者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只是多数文章著作集中讨论了斯大林以及苏联党的“大国沙文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问题,却忽视了国家利益的碰撞在中国党领导人民族情感上发生冲击和反应,从而影响其外交决策情况的研究与考察。事实上,所有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几乎都把摆脱民族屈辱地位,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作为自己首要的斗争目标。长期被压迫、受屈辱的民族悲情意识,在他们的思想中打下深刻的烙印。革命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唤醒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会对革命党建立新的国家关系的努力,起到巨大推动甚或是牵制的作用。一般国家的革命党如此,经过长期战争,且以独立自主取得革命胜利而自豪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求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的愿望更加强烈。而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增强了他们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在新政府最需要外交承认的情况下,毛泽东之所以毅然宣布“一边倒”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即暂时不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重大决定,其实都反映了这样一种希望一举成就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

301?①关于此问题的初步分析,可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代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103e92d276a20029bd642dba

目标的急迫心态。但是,建立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关系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不同于一般国家关系。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否,也不能简单地以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程度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平等已然成为一个更多具有策略意义的外交问题,而非以建立理想形态为目标的原则问题。然而,对理想目标的由衷渴望,和来自国内强烈民族情绪的牵制,使新中国领导人在与苏联谈判废除1945年旧条约,缔订互助新条约前后,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心态转变过程。结果就出现了谈判极大成功而评价异常负面的相当奇特的情况①。深入分析这一情况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此后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实现平等的热切期待

1949年1月8—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有过频繁的电报往来。当时南京政府为延缓军事崩溃,向苏、美、英、法政府提请协助调处国共内战。斯大林把南京的请求转发毛泽东,并建议提出相当条件,表示可以接受和谈请求,但委婉拒绝外国调停。毛泽东初接电报大为不满,怀疑斯大林有意干涉中国革命。斯大林进一步说明,他的提议只是争取国内外舆论的一种策略手段,并非真的希望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战争停止下来,毛泽东也注意到接过和平旗帜的政治宣传作用,事实上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这一段电报交涉才算告一段落②。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很快过去。几天后,在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对外交工作的指示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在电报结尾处特别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

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③这里所说的“外国人”,自然包括俄国人。而所谓

“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角色,即有意识地把自己摆到执政的地位上来。明明是中苏两党关系方面的问题,被提到国家主权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多少反映出此种情况。

既然做好了执政的准备,中共领导人自然要高度关切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而新政府能否收复国民党政府丧失的权益,彻底实现民族独立,不仅关系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能否实现其民族革命目标,而且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政治形象影响甚大。经过抗日战争之后,事实上各种不平等条约已大部废除,长期成为历史屈辱象征的租界和租借地也多半不复存在。惟一继续占据中国领土的只有英国。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战争结束之际,苏联政府竟利用参加对日作战之机,迫使国民政府同意租借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30年,以及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通

?

401?历　史　研　究2001年第6期　

①②③《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年,44页。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67—271页。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即不止一次表示过对1950年谈判结果的强烈不满。他说,1950年谈判中斯大林

不仅企图独占中长铁路,

而且要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海军基地,还提出在中国开办4家合营公司,甚至提出把东北和新疆实际划为苏联势力范围。他明确说:“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包括“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参见尤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1956年3月30日,李玉贞译《国外社会与经济》1995年2期;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23页;《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103e92d276a20029bd642dba

过公民投票完成外蒙古独立等项条件,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件事给国人留下了相当恶劣的印象①。新中国的建立,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中苏两党领导人第一次秘密接触,就不能不迅速涉及这一敏感问题。

战后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苏共中央特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行了长达一周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似乎不经意但却明显带有试探意味地讲述了“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提出的问题,“即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有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

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

②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非急于收回旅顺军事基地。从新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苏联暂时保有在旅顺的驻军,对尚无海军的中共党人,自有其价值。但问题 …… 此处隐藏：3408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