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秋菊打官司中的法治元素_217361

秋菊打官司中的法治元素

早年张艺谋的电影，为诟病的不多。那时候中国电影市场也不像现在那样芜杂，人的心理也不像现在那么浮躁，于是九二年，我们有了一部《秋菊打官司》。后来，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拍《英雄》的张艺谋和拍《秋菊打官司》时的张艺谋是不同的”，这个不同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上来，人们总说彼时的张艺谋和《三峡好人》时的贾樟柯不相上下，只是后来，“秋菊”们浓烈的现实的味道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炫目华丽的技巧和镜头。张艺谋的确完成了他从一个拍着一些不知所云电影的导演到商业大片导演的华丽转身，如果现在再看看这部旧作，这究竟是艺术还是商业？

秋菊的官司中最抢眼的元素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法学院的学生最为关心的“法治”，而这个元素也是其中最引起争议的元素。“秋菊”的故事本身不复杂：秋菊和村长吵架，吵着双方动起手来，秋菊的丈夫给村长踢伤了。为了讨一个“说法”她一级一级的向上头告状，官司还没结果，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秋菊难产，是村长带人连夜将母子两送到十几里地外的县医院保住了母子两的性命。但就在秋菊和村长化干戈为玉帛之际，“沉寂”的法律突然现身，认定村长犯了法，派了警车把村长拉走了。秋菊尴尬了，电影的观众们估计也尴尬了，和电影中吵吵嚷嚷的氛围不同的是，唯一一直没发话的便是秋菊孜孜以求“法律”，秋菊虽然为了它东奔西走，却始终没有意识到，她所讨的那个“说法”和法律归根结底是不同的东西。在电影中“法治”和“人情”之间显得暧昧和矛盾，而这一元素所起到的作用也同样如此，“法治”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吸引眼球，还是难以说出的隐喻。

电影的题目虽说叫秋菊打官司，“法治”却从未正面现过身，贯穿通篇的其实是人情。最初秋菊去找李公安，要公安机关给个说法，县里派了人去调解，让村长赔了钱，但秋菊认为她要的说法并没有给到。后来一系列的告状，并不是国家机关不处理，而是秋菊自己认为她要的“说法”没有给到，所以，事实上，秋菊的说法并不是表面上要求的法律的处断，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情”：村长踢了她男人“要命的地方”，拒不道歉，让她觉得受到了羞辱。秋菊所做的，事实上是想借助法律的手段，去报她尊严受辱的一箭之仇，而这其恰恰是法律

本身不会涉及的领域。秋菊的所谓说法，只是在简单不过的“理”倒是掺和了法律，事情倒是复杂了，秋菊由此一次一次往返于行政单位之间，提起大大小小的裁决和诉讼。这一错综复杂的“说法”，最后其实为村长的救命之恩简单的解决了，而且得到了双方均满意的后果，而这时法律不合时宜的现身反而打乱了好不容易找回的和谐，这是秋菊所不希望出现的结果。也许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法律的严苛和乡土社会的生活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法律的现代化本身可能会压制民间法律及其传统的道德规范，不去考虑这些正是或非正式的社会规范曾经长期的维系着乡村生活的稳定，按照法学家苏力的说法：“这其实是制度的逻辑限制了一种人人知道的知识以及其他可能性。”

最后秋菊尴尬了，村长尴尬了，村里的人尴尬了，唯一不尴尬的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