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造读后感精选10篇(4)

　　袁本就是来自于清末官僚阶层，由于民初的经历。在他眼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就是国民党议员搞的文攻武斗那一套，民初的经历让他非常失望，以至于认为他们只会捣乱，所以最终走向寻求传统方式称帝回复君宪之路，实际上国民党在民初所进行的那套本就非民住，其本身就是民住法至的违背者和破坏者，党派政治议会政治也绝非国民党那套文斗武斗的极端思维，而因为袁对国民党的仇恨和敌视，以至于把整个体制全盘否定推翻，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悲剧　

　　值此三千多万字的袁世凯全集亦即将出版。仅向袁世凯这位新旧交替时期悲剧性的历史英雄致以敬意！历史将还袁公一个公正性的评价！

　　《旧邦新造》读后感(六)：皇帝从此不复见于中国

　　皇帝从此不复见于中国

　　——读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

　　杨津涛

　　本书的书名取自南京临时政府所定国歌中“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的歌词，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早已被世界潮流所抛弃，唯有学习欧美，才能改变落后的地位。全书共有六章内容，但各章都是相对独立的长文，聚焦于革命后的政治转型问题，包括了对王朝转型、康有为宪法草案、首届国会失败，以及君主立宪运动的相关讨论。

　　大清垮台，免于解体

　　辛亥革命严重打击了中央权威，嗣后在北京是一国三公，在地方是各自为政，如何建设新生共和国成了首要问题。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人寄希望于制定宪法，从而将国家政治导入正轨，但宋案发生，南方国民党人开启战端，给了袁世凯解散国会的口实。袁世凯意图加强中央集权，终于被引上了称帝之路。共和国内的政党纷争、军阀混战，让民间有了“民国不如大清”的舆论，清室的大忠臣张勋挥师入京，从紫禁城里重新请出了小皇帝，只是这复辟只有短短12天——这正发生在1917年，作者于此收笔，因为之后君主派再无市场，中国国体已定，“旧邦”终成“新国”。

　　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师法美国，先以各省分别独立，再合为一个国家，只是北美从前本无国家，所以摆脱殖民者创建新国。中国却与之不同，国家早已存在，革命后政权更迭，也只是“旧邦新造”。章乐清注意到，当时世界上还存在四个“老大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地处东方的中华帝国。前面几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都先后在“走向共和”时解体，只有中国在革命后，由大清帝国向中华民国的过渡中，将领土都大致地保留在了版图之内。

　　章永乐将这个奇迹归之于当年的“大妥协”。辛亥革命后，南方的革命党人、袁世凯的北洋派，与隆裕太后为首的清朝皇室，以清帝逊位，给皇室特殊优待，然后由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为条件，实现了南北和解。南北和解使中国免去了一场战争，让这个古老帝国以最少的流血，变身为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在笔者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似乎还没有学者如此论说“大妥协”对维护中国领土统一的卓越贡献。

　　南北双方迅速达成的和议，一方面使中国免于战乱，让蒙古、西藏、新疆的上层分裂势力失去了趁乱独立的机会，另一方面南方政府承诺给北方清廷的条件，如维持蒙古王公的爵位和权力，尊重满、蒙、藏各族原有生活状态，都减少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更为重要的是，在孙文后继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因为有清帝退位诏书与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双重授权，不仅使其有了合法出任总统的“选票”，更继承了来自皇帝的统治权威——退位诏书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让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清朝皇帝的继承者。而正如章乐清所说，清朝皇帝乃是“满人的族长、汉人的皇帝、蒙古的可汗、西藏喇嘛教的保护者”，是维系统一的象征。

　　对于中央权威失落后，中国却没有走向分裂的原因，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中国人大一统的固有思想。美国学者齐锡生在《中国军阀政治》中就曾指出，地方军阀希望自己控制的省区“自治”，但却又吊诡地宣称赞成国家统一。正是在这种观念下，辛亥革命时汉人居住的大多数省份虽然都宣告“独立”了，可终于还是回归于新的中央政府旗下。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前提的话，也就不会有章永乐书中康有为、梁启超有关“主权在国”的坚持了。

　　君主复辟，无路可走

　　本书对于退位诏书的研究很自然地让人想起高全喜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显然，作为政治学学者的高全喜与章永乐，他们在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都很注重于对文本（如《清帝逊位诏书》、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内容的诠释，这固然能为读者提供一种新鲜的视角，但却也因为他们对史料掌握的相对匮乏，使一些观点缺少说服力。如章永乐谈及，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行动都功败垂成，主要原因在于君主派没有相当的实力。他在书中举例说，1917年张勋召集徐州会议，以督军团盟主自命时，北方十三省督军都不反对清帝复辟，只是后来看事情不济，才纷纷倒戈。其实在我看来，第四次徐州会议上的那些督军和代表们的初衷只是“驱黎”，因当时黎元洪已成北洋派公敌，他们都欲除之而后快。至于被称为“黄缎子”的复辟盟书，有无是一个问题，督军们当时是否真心也是一个问题。从复辟后极少有人附和这一点上来看，当初他们同意在盟书上画押，估计也只是暂时敷衍一下张勋罢了。或许如章永乐所说，督军们在共和与君主间摇摆不定，没有真正的政治信仰，那张勋又何尝真的醉心君主立宪呢？在他而言，也只是效忠于爱新觉罗氏一族，内心期望复辟清朝而已。正因为如此，张勋才会拒绝康有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的建议。

　　辛亥革命固然谈不上让共和理念深入人心，但至少让很多人认为共和是进步的，必定要比君主好。所以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张勋，一旦想要复辟帝制，无论是要学习德国的实君立宪，还是英伦的虚君立宪，都是将自己推向了道义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正如余英时先生业已指出的那样，中国近代的政治实践是一个不断激进的过程，根本不存在走“回头路”的空间。

　　张勋复辟失败后，章永乐有一个疑惑：以段祺瑞为代表的民国政府为什么竟没有追究溥仪本人的责任，使“清帝与民国的政治协议以一种暧昧的方式继续下去”。其实在段祺瑞马厂誓师的时候，他发布的两封讨逆电文（梁启超撰文）中就将一切罪责都推给了复辟派，“今张勋等以个人权利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韪，以倡此逆谋……”同时“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由于溥仪也被定义为“受害者”，所以段祺瑞承诺“所有清室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民国政府既不视溥仪为祸首，且被胁迫，那自然就不会将逊帝赶出紫禁城了。 …… 此处隐藏：100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