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造读后感精选10篇(2)

　　接下来民国历史最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包括前国民党成员在内的一批人组成筹安会，劝进袁世凯，又大搞国民投票，似乎袁世凯称帝众望所归。但袁世凯一称帝，那些曾经通电赞同的人马上转而反对帝制，袁世凯不得不取消了帝制。此后的清帝复辟更不必提，袁世凯都做不到的事，更不必说无权无望的溥仪。

　　政治发展在辛亥革命后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路径。有君或无君，总统强或弱，议会有或无，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都不是判断的标准。重要的是，这种政治体制是否能实施有效的行政，是否能够整合各派政治力量，是否能够凝聚各派别的共识。历史在这里展现出了很强的路径依赖，所谓的政治发展也不是一种线性发展模式，而是根基于当前形势下的改进方向。清帝逊位前，通过立宪实现虚君共和或许是保持行政力量、扩大政治参与和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好方式。但是一旦逊位，除非有压倒一切的实力，帝制就再无可能恢复。在辛亥后，同是共和制，呈现出了不同的可能性。实行超级议会制，抛开了实力强大的北洋集团，本身就不可能实现；超级总统制实现了有效的行政，将新兴政治势力完全排除在外，但至少凝聚了一定共识；而改行帝制无助于加强行政权力，反而将北洋集团的政治势力也排除在外，破坏了原本微弱的共识。

　　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已被扼杀，共和制的各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政治发展在此已经陷入了死局，无论如何调整都将导致失败。这个死局直到国民党自身进行列宁主义改造才初步松动，直到一场全面战争和全民革命之后才完全解开，走上新的政治发展道路。

　　《旧邦新造》读后感(三)：历史主义、宪法革命与政治整合

　　现代革命与宪法往往联袂出场。革命需要宪法作为总结或终结，宪法也需要革命给予动力与契机。1688年的光荣革命虽未修出成文宪法，但《权利法案》、《三年法案》以及《王位继承法》还是革新了古老宪法传统，稳步实现了激进政治变革。美国革命则像是场制宪实验，各殖民地或州的制宪活动一直推动着革命进程，并最终促使“我们人民”在大陆会议以及费城会议中正式出场，“命立”（ordain and establish）宪法从而奠定建国基业。法国大革命纵然跌宕起伏，但几乎每次“政变”都能收获一部新的宪法，革命舞台也不离各种议会和会议。因此现代的政治革命大抵可以等同于宪法革命，而且也少有宪法能洗脱革命的底色。

　　这也易诱使人们去接受一种历史主义解释，即革命只是历史的工具，宪法才是历史的目的；革命成了通向宪法的单向、封闭式历史运动，而宪法则要以终结革命为使命（以至于去终结历史本身）。由此革命不仅被工具化，实质上也被加以规范化。换句话说，革命者丧失了“创造”自由，革命活动必须接受某种规范性价值或者信条的指引，从而去合法地（legitimately）颠覆 “反动”的既有宪法、法律秩序。人类整个的生活秩序以及历史进程，都应由某种“完美理性”来支配。从根本上讲，人类根本就没有“制宪权”。或因为如此，这种历史主义又名为“历史决定论”。

　　但还有另一种历史主义却给出了背道而驰的解释：它认为历史应当由不同的历史主体（国家或民族）各自谱写，每个人类共同体都各有其独特使命；历史若有规律可循，那也只是每个共同体自身的法则而已，不可推而广之。 所以人们首先应当去追问，这历史究竟是“谁”之历史？革命和宪法都没有“自己的历史”，只可“体现”（embody）在具体某个共同体的“体”上。就现代民族或者国家而言，无论革命还是宪法，实质上都是在以反传统的方式来维系它们的传统。因为只有能够容纳反传统的传统，才有可能继续健康、活跃地继续生存于历史之中。就此而言，革命与宪法既要见证历史的断裂性，也要见证历史的连续性。

　　章永乐的《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即是在后一种历史主义路径上的努力。它试图挑战的两种“纪念碑史学”，即“胜利史学”和“后悔史学”，都属于历史决定论阵营。“胜利史学”主张历史应当由革命胜利者来书写，“后悔史学”则痛惜历史未能以宪政告终，但二者都倾向于将革命与宪法置于彼此对立甚至敌对的立场。面对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两种“纪念碑史学”也只是强调历史的断裂性，浓墨重彩于革命或者宪法的反传统面目。《旧邦新造》之所以重提“旧邦”，恰是要走出这种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革命史学和宪政史学，重述（或者重续）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本书含有六章，开头两章即在处理1911年辛亥革命究竟是“谁”之革命；三、四章则探讨民国宪法应当是“谁”之宪法，民国主权应当是“谁”之主权；在结尾两章（只有结尾，没有“结论”），辛亥那些年的革命与宪法在1917年都已走到穷途末路，但历史旋即又将翻开新页，迎来新的革命与新的宪法。所以“旧邦”总是“新造”格局之下的“旧邦”；而中国的“新造”之格局，也只有在辛亥之后才真正体现出“宪法革命”的现代秉性。本书中的“宪法革命”，乃宪政（古典意义上的constitution）与国家建设（现代意义上的state building）之综合。而贯穿全书的主线，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整合”，也即如何把中国这一庞大、复杂甚至有些陈旧的政治共同体重新凝聚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整体。因此革命和宪法非但在本书中密不可分，而且也都从属于政治整合。

　　但本书遗留（而不是遗漏）的问题恰恰在于，政治整合作为一种摩登学术话语，能否承载起中国历史的主体性与延续性？进而，它会不会构成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也即把政治整合本身作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和决定性因素？甚至我们还能嗅出一种潜在的危险，即以“旧邦新造”为宗旨的政治整合，无论是否情愿，命定都将沦为“新邦新造”的同案犯。

　　2012-4-13

　　《旧邦新造》读后感(四)：本书书介及短评

　　近年来清末宪政史成为法学界、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章永乐付梓不久的《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就是其中颇见功力的代表著作。作者关注1911-1917年间的国家建设与宪政建设，认为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和南北政府融合构成的“大妥协”塑造了主权的连续性，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与崩溃。但民国的国家基础先天不足，在共和宪政的建设上，不同阵营之间分歧严重，诉诸不同的政治整合路径，从而埋下了宪政失败的伏笔。

　　较之此前类似主题的《立宪时刻》一书，本书的视野更为宽阔，作者将法学规范研究和历史情境分析融合在一起，敏锐的洞察到清末民初政局更加复杂的面相。尽管“大妥协”借助传统天命转移的话语，“将君主的统治权转移给全体国民”（第4页），从而为实现五族共和、避免边疆分裂起了关键性作用，但南北双方的共识仅仅在于终结帝制，“大妥协”下孕育着新生政权的正当性危机。“立宪时刻”蕴藏着双方对政治正当性的不同理解，袁世凯认为民国政府系从清帝禅让而来，其个人受清帝委任成为民国政府首脑。而在南方革命政府看来，民国政府来自人民革命，“大妥协”之后，北方政府被南方共和法统吸收。袁世凯“借壳上市”，出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暂时服从了南方解释，但很快就突破了南方法统的约束，其1914年制定《中国民国约法》更是直接诉诸清帝授权。这一政权合法性基础的争议，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去、北洋政府回归1912年《临时约法》才告终。 …… 此处隐藏：133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