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的读后感10篇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是一本由王汎森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一)：五四青年的悲剧

　　不少人总会把胡适、傅斯年归为“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但胡适说中国处处不如人，正是处处在与人比，处处不欲落人后，处处都要在人之上的长远抱负；傅斯年更是一位爱国者，为了民族的未来放弃最熟悉的传统知识而狂热追求西方学问，史语所的工作是以重证据与理性的清代考证学接榫现代西方学术，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虽反传统，却难以割舍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傅斯年称之为“一团乱麻”，“世界上决没有一笔勾销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主义……”一些爱国的五四人却“偏偏要一笔勾销自己的历史文化”，他们深陷传统与西化的二律背反中，这既是矛盾，也是悲剧。罗志田教授在《再造文明之梦》中评价胡适“他在中国社会扮演外国传教士的角色，他引进的观点和精神可能住建委国人所接受，但他本人却会因为太像外国人而疏离于他的祖国和同胞……如果一个启蒙者同时也是外来者，则启蒙见效之日，通常也就是其历史使命完结之时”，五四青年的悲剧在于“他所批判的正是他所热爱的，因他的激烈批判而排拒他的，正是他想要归宿的本土”，其志在一点一滴改革，创建一个学术社会的五四精神，在集体主义与民主认同高涨之时，成了他们对现实懵懂无知和漠不关心的精神负担。胡适有首《孔丘》，诗云：“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胡适有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宗教性使命感，且终身实行之。傅斯年何尝不是，试问当下的体制可能否产生一个视死如归的“傅大炮”，若能，则是党之幸事，国之幸事；如不能，则视其为“西化”之人，实在太看轻了这个傅孟真！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二)：雪夜閉門練穿越

　　王汎森先生此書第286頁，附錄傅先生小說一篇，年代不詳，趣味極大。略書所見，聊資談助。

　　小說開頭說：「時宇相對，日月倒行」。「時宇」二字，見有網友錄作「時字」，難道是版本不同手民誤植？「時宇」才正確。

　　上下四方為宇，今人所謂空間。時宇相對，即時間空間相對，space-time或Raum-Zeit相對。所謂相對，非相對如夢寐之相對，它指的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本此而時空旅行遂成可能。小說中的「我」能夠「昨天」在「古董舖」裡搜到民國三十三世紀人寫的信，就是因為此信通過時空旅行，「日月倒行」而跑回民初了。本書第65頁腳註2說：傅先生在柏林大學曾經旁聽過愛因斯坦的一些討論課，是為佐證。

　　小說的年代不詳。希望文獻學家能分析原件的鋼筆墨水考證一下時代。王先生認為是1930年左右，我猜或許是1932年，陳寅恪出孫行者、胡適之對聯題目之前。

　　小說引用虛設的人名辭典，說三十三世紀的歷史家將主張「孫文堇《西遊記》孫行者之人間化、當時化」(堇是僅的假借字，不須改字)「此皆是先由民間傳信，後來到讀書人手中，一面求雅馴，一面借俗題寫其自己理想的」。這段話很難不令人想起陳寅恪在1932年給清華同學出題對聯的掌故。

　　民國初年，民間是否曾有孫文乃孫行者下凡之傳說，非我所知，但陳先生出此俗題當然是為了寄托他的政治思想，這是他老人家立言的風格。若從湘鄉南皮之間笑看孫文，賜其孫行者之雅號，和另一位大鬧天宮的美國留學生胡適之放到一起，那還真是珠聯璧合，理所應有。也就是說，沒錯，我猜孫行者之怪聯還影射了孫中山。傅先生的政治文化思想和陳寅恪雖不相同，但他的小說對上述猜想提供了極具穿透力的旁證。相對的，傅先生的小說也在陳先生怪聯的映照之下趣味倍增，陳先生的怪聯彷彿提醒傅先生：如果孫文能給未來的疑古派說是孫行者的化身，那麼胡適之豈不更是？孟真你對疑古派的戲仿還有一間未達！

　　孫行者、胡適之、孫文何以能夠相提並論互相幻化？何以這種對聯遊戲能被認為雅人深致？一般人只道這是文學傳統，殊不知它和轉世下凡、歷史重演、數術預言等等學說信仰也一脈相通。王德威先生近年呼籲發揚陳先生的詩學，吾人真要引頸企盼。但發揚之際，別忘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它極可能也曾對陳氏詩學提供了思想土壤，就像它影響了孟真這篇小說一樣。那些用典影射、冥思神遊，其實很可能都是一種帶著神秘主義色彩的時空穿越追憶，和俞曲園的回魂絮語可堪比擬。吾人若不具此靈根慧眼，豈能夢遊清華園而記其宮牆之美，夢謁陳夫子而闡其詩史之奧？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三)：笔记摘抄

　　1、他们当时奋战的对象主要是保守派人士，清季的保守派似乎还不大能熟练地掌握新型传播媒体及横向组织，但是到了民初，保守派也。开始组团体、办报刊，推展各种活动来与新派相抗。这时候谁的论点说服人，谁的立论坚决（有时候是武断)，谁的观念与社会的脉动相照应，便在各种“论述”的争衡中逐渐胜出，一旦它获得“群聚效 应”，这个“领导性论述”便逐渐上升到全国舞台的中央。“领导性论述”在形成“群聚效应”之后，它便开始吸引一大批信仰者，同时也吸引一大批靠着向“领导性论述”靠拢而获得利益的人，许多在各地响应这种领导性思想论述的人，逐步以之成为身份上升甚至谋食之阶。新思想一旦获得“群聚效应”，即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类似科举道路的作用，一如晚清考策论时，大量清季的经世致用之书成为敏感读书人科场得意的上升之阶一样，不管动机如何，它们都帮助新思潮的迅速传播。——王汎森:傅斯年，三联书店，2012年，第4页。

　　2、许多激进的数师、记者和青年学生形成了挑战主流的边缘团体：他们大多数居住在上海，工作在大众传媒领域、书店或者是二三流的大学。虽然他们的许多著作是敏锐而精细的，但大体上他们的研究都发表在报纸、杂志和一些没有名气的出版公司的出版物上。——王汎森，傅斯年，159页。

　　3、此外，另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也促成了传统学术的复兴。清末民初之人多愿意相信，如果接受了西学或科学研究，就会自动取代旧学。但事实并非都如此。譬如，虽然史语所开展的许多考古事业之出发点是为了否认诸多神话，但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这些大规模发掘的主要领导者李济，在多种场合中注意到，很多以前被推翻的历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金文和甲骨文甚至含有《尚书》中很多章节的记载。当象骨在安阳避址被发现时，见于各种古籍的殷人服象传说第一次被证实了。考古调查也证明：中国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长远得多，而三代则相对远一些。这些新发现鼓励中国人为他们民族历史的悠久而骄傲，也使国人对传统记载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王汎森，傅斯年，173页。 …… 此处隐藏：131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