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与经纶》经典读后感10篇(3)

　　一、“社会主义民主国”：熊十力对《周官》思想的阐释思路

　　1951年初，熊十力于受邀由广州北上进京后，曾写给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等人的一封长函。这封长函后扩充为《论六经》，洋洋洒洒七万字有余。熊十力在信末称，希望董、林、郭三人“恳代陈毛公赐览”。写此长函因由，实出于毛泽东提出“评判接受”传统文化的思想方针，让心怀“中夏兴复之信念”的熊十力振奋不已。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则，即“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 [2]。熊十力在这封长信写到，“共和已二年，文教方针宜审慎周详，学术空气之提振更不可缓。余以为马列主义毕竟宜中国化。毛公思想固深得马列主义之精粹，而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似亦不能谓其无关系。以余所知，其遥契于周官经者似不少。凡新故替代之际，新者必一面检过去之短而舍弃之，一面又必因过去之长而发挥光大之。新者利用过去之长而凭自厚，力量益大，过去之长经新生力融化，其质与量皆不同以往……而毛公评判接受之训，无可易矣” 。此一长文尽道熊十力的心迹，需特别留意于他声称毛泽东思想“遥契于周官经者”，由此入手以解读熊氏深意。题为《论六经》，当是受到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感召，用以《周官》为代表的儒家经义诠释社会主义精神。

　　熊十力作为具有思想原创性的新儒家，在他眼里，二千多年前的《周官》经书，究竟在何处与“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相契合？熊氏主要是从思想原则、经济制度、社会政策等方面进行阐释，他认为：

　　第一，《周官》的主旨不外一“均”字，此与“阶级破除”之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相合。熊十力逐句解读《周官》首篇“天官冢宰”总起一段，释“惟王建国”则称，《周官》犹公羊春秋“三世”中的“升平世”之境，“王”乃虚君共和，旨在“发扬民主之治”。而《周官》之志，在于“平其不平而后怨恶消，而后经济问题解决”，实现“天下大同”。

　　第二，《周官》的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相符。特别是地官“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即土地归国有。熊十力认为今后的农村建设尤其应当取法《周官》，加强农村社会基层的生产组织。而已亡失的“冬官篇”，在熊氏眼中，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财与生财之道，其所主办之事业类似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生产部门，如工商合作社、国营工厂等，冬官的目的在于“富邦国、养万民、生百物，其生之养之富之，必合天下万国而为通力合作之度制” [5]。

　　第三，在社会政策方面，社会主义精神则体现在“地官篇”的“保息六法”，即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前五条必须由“公家负责”，最后一条“安富”则为“保护私营”的原则，对促进社会繁荣大有裨益。

　　第四，在文教、法治政策等方面，“春官掌邦礼、地官掌邦教、夏官整军、秋官崇法明刑”，学校教育分为“道”（人文）、“艺”（科学）两科，约之以礼，返躬实践，“寓法治于礼治之中”。

　　第五，在社会组织原则方面，“平等”与“分职”是《周官》契合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思想。平等即破除阶级，分职则是劳动分工，促进社会发达进步。汉儒以《考工记》补入亡失的“冬官篇”，首段阐发了人类社会组织“平等”与“分职”的两大原则，熊十力确认其思想属《周官》系统。

　　第六，熊十力着力论证民主政治是《周官》之治的核心。虽然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但改革与发展的主动力是民主政治，并认为这是《周官》经义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最关键的一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治自下而上”，朝野百官以致地方群吏皆出于民选，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精神要求；二是“秋官”掌邦法，小司寇可召集“全民会议”议大政，由此可见其具有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在政体上，《周官》经义中国家之组织为“联邦制”，至于政权组织形式，细考“地官篇”，大多数农民与各种职工互相联系，且“三年大比”选举代表，及“国有大故，得出席全国会议”，故熊先生论证《周官》之建国的理想实为“以农工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国” 。

　　总之，熊十力以为一部《周官》发明“王道”，其全经宗旨，在于以政权属于人民，“革除旧社会不均之经济制度”，创立“民主政体”之新制度，“经济制度与政策完全化私为公”，使百姓“融己入群，会群为己”，“乃得尽所能，各足所需，以成大均、至均之治” 。这是熊十力的“儒家社会主义理想”，刘小枫《共和与经纶》称，此论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到追求均平理想的“经济革命”，再进行全面的“教化革命”，因为《周官》之社会主义，不唯改善人类之实际生活，而实际归本于提高人类之“灵性生活” 。这种理论阐释方法，让梁漱溟认为是随意比附，有失轻率。但其实梁漱溟并非不懂四十年的老友之意，其实两人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汲取资源，以诠释社会主义新中国之理想，其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用力方向不同。

　　二、从“建国之路”到“理性之国”：梁漱溟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思考

　　“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缠绕梁漱溟一生思考的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已在青年时“由佛入儒”得到了基本解决，然后他自称于中国问题已“用心数十年”，由思考“救国”而至“建国”问题。1950年1月梁漱溟进京后，毛泽东又让他陆续到山东、河南、东北参观访问，10月返京即写下《中国建国之路》一书，并把副标题拟为“讨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

　　梁漱溟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共的三大贡献”，第一大贡献就是领导形成了全国大局的统一稳定，这是建国的前提。而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国之所以能成功，更有另外两大贡献：

　　一是在增进社会关系上的贡献——引进了团体生活，以新的政治习惯代伦理旧组织，通过工会、生产互助社等组织，让工人和农民逐步走进了团体新生活，克服了中国旧社会中缺乏“集团生活”的缺点，这正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因此他对此给予高度赞誉，认为是中共“自身的成功”。而且梁漱溟自己还感受到，团体生活有民主和学习的风气，使得“人的生命将一面有着高度地彼此交融，一面又各自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更称这是“最理想的社会”、“最好的文化”。

　　另一大贡献则是“透出了人心”，在梁漱溟看来，一切革命党都负着改造社会的历史任务，其中更担负着给人心开新道路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好像一个伟大宗教那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 ，给中国人心开辟了一新道路，共产党具备“伟大忘我的精神，高强向上的意志”。 …… 此处隐藏：91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