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儿童电影的特征及其借鉴意义(2)

　　(二) 人物塑造

　　在伊朗儿童电影的创作之中, 影片的主人公多为普通人中的典型人物, 这与其朴实的电影主题风格保持一致性。在电影整体的人物构成、形象、性格等诸多方面则存在潜在的相似性。

　　在影片中起关键性作用, 引导并推动影片叙事的核心人物是小主人公。如《何处是我朋友家》中的阿玛、《小鞋子》中的哈里、《天堂的颜色》中的穆罕默德等。这些人物弱小却善良、贫穷却真挚, 身上的一举一动都直接表达出导演的思想。而电影中也存在一些必要的非贯穿性人物, 譬如《小鞋子》中的爸爸妈妈, 《谁能带我回家》中的妈妈、卖铁门的手艺人等。对他们形象的刻画, 实际侧面描写了主人公内心世界, 加重了主人公危机感、紧迫感, 从而更有节奏地推动故事的发展, 或者起到一定的转折性作用, 如《小鞋子》中穿着妹妹鞋子的小男孩。这些转折往往在主人公被逼上绝境之后出现, 带来短暂的生机, 使主人公更加明确自己的内心, 做出不得已的选择或者退让, 却又较之前更加绝望, 从而完成电影作者对主题的明晰强调。

　　三、伊朗儿童电影对中国儿童电影的启示

　　没有绚烂的特效, 没有宏大的拍摄场面, 也没有复杂的叙事结构和剧作技巧, 伊朗儿童电影用其最质朴清新的方式表达着电影作者关于生命哲学的思辨, 从而创造了伊朗儿童电影独具一格的无限魅力。电影中的长镜头运用、重复的美学特征以及极简主义常常为研究者所关注。以阿巴斯的电影为例, 电影中小主人公的表演几乎不存在摄影机或者工作人员的干扰, 生动得接近完全真实。作为教科书似的电影范本, 阿巴斯的电影着重营造“内心世界的奇观”, 捕捉细微琐碎的生活细节。儿童们代替了摄影机镜头划分的引导, 在电影的镜头中成为“说”和“看”的主体, “说”与“看”脱离了成人世界的束缚与拘谨, 一方面将会更为真实地展现社会的面貌特征, 关注人性、民族、文化与历史, 一方面避免了说教却又精炼出叙事内涵中的核心主题。

　　伊朗没有农村题材的划分, 而中国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原生态的特征正好又与伊朗儿童电影某些特征相吻合。中国农村题材的儿童电影应该学习伊朗儿童电影的表现手法, 不要直接描述无奈的贫困生活, 而应着重塑造像伊朗儿童电影中生动活泼的小主人公, 一改往常灰色沉闷的调子, 以更为朴实、自然的纪实影像风格, 用孩童们对世界的乐观、真挚去抵御生活中所有的困难险阻。

　　中国与伊朗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优良的传统文化与道德思想都将深入到电影创作者的血液中, 影响着两国儿童电影的未来与发展, 或许也将成为中国电影作者电影主题表达的一种选择。

　　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没有分级, 而更为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 倡导“老少皆宜”, 较多从意识形态方面审视影视作品, 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往往忽视了影片可能给不同年龄段观众的不同感受, 以及在题材选择、表达方式上都有所限制影响。

　　在伊朗, 政府更倾向于支持通俗剧, 并参与其制作。以阿巴斯为例, 政府几乎没有放映过阿巴斯的任何影片, 但凡影片中有政府所不愿意透露的信息影片都会被禁止放映, 然而这非但没有阻止伊朗艺术家和创作者的脚步, 反而使他们在现存的限制之中, 找到了一条独特的正确表达自己的创作道路。

　　“现如今的伊朗电影分为三种———迎合本土观众的一股山野片、政府宣传片, 以及独立制作的艺术电影。”伊朗第三代新电影人马基德·马基迪心中明确知道这第三种路将会处境艰难, 但他却坚信“只有在自己的文化里, 导演的作品才能更加优秀”。他也一再强调“我们的电影人, 应该充分认识与利用自己所处的位置, 以此共同促进民族电影的成长”。

　　四、结论

　　在世界电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伊朗儿童电影曾经给予观众们无限的感动和美好的回忆。简单明朗的故事内核、质朴真实的情感表达、通俗易懂的线性叙事手法、温暖的人性关怀与社会现实主题意义的准确捕捉, 以及令人回味无穷的写实纪录风格, 一起打造出伊朗儿童电影的无尽魅力。然而在当下电影市场迅猛发展, 镜头语言丰富多彩、全球经济文化正趋向一体化的发展之路, 伊朗儿童电影在继续延续表达“苦难生活”中绝处逢生的生命力外, 还应当尝试新的电影领域的探索, 以更为多样化的故事展现第三世界国家的处境、宗教信仰文化。正如戴锦华所说:“伊朗电影无疑是今日全球化格局中的一部分, 一个特殊、重要而复杂的部分。”而中国的儿童电影市场也将会随着观众们对电影类型多样化的需求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在接纳吸收世界优秀电影的同时, 找寻出一条适合本土儿童电影发展的良好前途, 使其儿童电影能够发挥更加必要、强有力的作用, 从而进一步带动中国电影的整体平稳健康发展, 使中国电影的明天更加绚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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