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人物形象分析(4)

三、

哈姆雷特的悲剧，从价值现象学的立场看，体现出的是生命价值优先的原则的被毁。这一优先原则的被毁有着现代学课题上的意义。在整个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莎士比亚创作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从中世纪步入现代的一个过渡。特洛尔奇

（Troeltsch）在描述西方现代结构的不同类型的时候，谈到在启蒙时代，种种现代性问题才开始萌生，而“启蒙运动的基础在十七世纪以及更往前的文艺复兴。”5）（P175）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莎士比亚的创作置于现代化的背景下来分析。当然，莎士比亚是否带着自觉的现代意识进行创作，我们是无法断定的。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哈姆雷特》一剧无疑与现代性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哈姆雷特是现代人吗？当然不是。要在哈姆雷特身上寻出现代人身影是徒劳无功的。“舍勒以为，现代的体验结构之转型是工商精神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在主体心态中，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换。”6）（P10）就哈姆雷特来说，其身上的价值优先原则体现出来的是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而非工商精神气质，他远没有步入现代人的行列。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现代化进程的祭品。其对世界沉思的形而上学气质受到了两个方面的计算。一是克劳狄斯的冷静“计算”；二是莱阿替斯的感性造反。

克劳狄斯在《哈》剧中是一位篡位娶嫂的无行之徒，但对他的道德谴责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在他的篡位娶嫂的行为中，包含着将世界作为冷静计算的对象的体验结构。克劳狄斯在剧中一直处于占尽先机的地位。他一出场就以“不忘记我们自己的本分”为由来祛除大家对于老国王死去的哀伤，并修书给挪威老国王，劝其制止小福丁布拉斯的莽撞行为。在哈姆雷特误杀波乐纽斯后，马上将之谴往英国并密令处死哈姆雷特；最后利用莱阿替斯杀死了哈姆雷特。克劳狄斯非常清醒地知道“我的罪恶是臭气熏天了”，他有过祷告，但始终占有着那些使他动了杀机的东西——王冠、野心和王后。克劳狄斯的性格明显是勇于攫取与占有的资产阶级形象，而不是九世纪的封建君王。在他身上体现出西美尔所说的现代人的生存样式：“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5）（P20） 莱阿替斯的性格与克劳狄斯则截然相反，他的行为全凭感性冲动的摆布。他在听到父亲死后马上就质问克劳狄斯：他怎么死的？我不是可以捉弄的。

忠心，滚进地狱去！信誓，抛去送魔鬼！

仁义道德，直落到无底洞里去！

我不怕自己下地狱。我意志坚定，

上天也罢，入地也罢，我不管，

有什么尽管来什么，我只要为父亲

痛痛快快地报仇！（四幕五场）

这完全是一种全凭感性任意行事的现代行为，它拒绝忠心、信誓、仁义道德等关涉到政治、宗教或道德内容的东西的约束。莱阿替斯就象舍勒说的现代人：“不再将整个情感生命视为一种富有意义的符号语， 而是将其视为完全盲目的事件。”7）(P57)现代人的感性冲动恰恰对哈姆雷特的形而上学精神气质形成了一种威胁，莱阿替斯身上所具有的任意而为的气质正是哈姆雷特所缺乏的。“痛痛快快报仇”是哈姆雷特一直梦寐以求的品性。他对自己接受莱阿替斯的决斗挑战感到“十分遗憾”，在决斗之前还否认了自己得罪莱阿替斯。而莱阿替斯在感情上也接受了哈姆雷特的道歉，并在临死前与之和解。感性冲动与生命沉思在古希腊的人的理念中本是完美统一的。但在《哈》剧中，莱阿替斯的感性冲动与哈姆雷特的生命沉思在现实生活领域形成了截然的对立。感性冲动造反逻各斯——这正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哈》剧已然在现代学学者之前以文学形式反映出了现代性这一趋向。哈姆雷特最终的死亡在表面上是克劳狄斯一手造成，但其实是克劳狄斯的计算与莱阿替斯的感性冲动合谋的结果。莱阿替斯接受了克劳狄斯的怂恿，但并不是中计，而是一拍即合。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合性。冷静计算与感性冲动无非是现代人的一体两面。哈姆雷特的悲剧原因在本质上是冷静计算与感性冲动的现代人理念的合谋。由此视角看哈姆雷特的悲剧事件，《哈》剧所隐含的现代性意义便昭然若揭。依舍勒的分析，现代性关涉的是个体和群体安身立命

的基础的重新设定。舍勒认为，现代性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驱、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一种在其实际的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8）（P207）按此说法，现代性问题首先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现代现象中的根本事件是：传统人的根本理念被根本动摇。“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这样地困惑不解。”9）（P2）克劳狄斯与莱阿替斯的生存标尺是截然不同于哈姆雷特的。克劳狄斯的冷静计算与莱阿替斯的感性冲动在现代进程中，会逐渐地占据优先地位，最终取得对哈姆雷特身上所有的形而上学精神气质的胜利。哈姆雷特所感叹的“时代整个儿脱节了”正是由克劳狄斯之流造成的。他想以传统的形而上精神气质进入现代事件，但并不成功。哈姆雷特并非现代人理念的理想，但相对于剧中其他形象，却是莎士比亚赋予正面品质的主人公。他的悲剧是否反映了莎士比亚对已逝伦理原则的淡淡哀伤，和对现代原则对传统伦理所造成的破坏的无可奈何的心态呢？答案在本文看来当然是肯定的。韦勒克与沃伦在其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曾说到：“倘若今天我们可以会见莎士比亚，他谈创作《哈姆雷特》的意图就可能使我们大失所望。我们仍然可以有理由坚持在《哈姆雷特》中不断发现新意（而不是创造新意），这些新意就很可能大大超过莎士比亚原先的创作意图。”10）（P155）哈姆雷特悲剧之谜永没有穷尽，相信《哈》剧还会激发出更多的思想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