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三次左倾错误

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左倾”错误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连续出现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三次“左倾”错误分别为：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前）。

为什么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我党一而再，再而三的连续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呢？这三次“左”倾，为什么当一次“左”倾纠正以后，接下来又是一次“左”倾，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要知道，在革命战争时期，每一次路线错误都是要付出血的教训的。下面，我就此问题来做简单探讨。

一、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八七紧急会议召开后, 中共已经充分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开始领导各种形式的起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迫切转变。然而,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从实际出发, 没有认识到革命环境已处于被动状态, 而是错误地估计形势、盲目地要求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 致使“左”倾盲动主义逐渐滋长并不断蔓延开来。

1927年10月,宁汉战争的爆发,中共随即于23日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 指出:“宁汉战争是新军阀争权夺地盘的战争, 是全国军阀大混战的开始;号召全国工农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反对一切军阀和帝国主义, 推翻军阀政权, 使军阀战争变成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11 月9 日至10 日, 由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更加助长了“左”倾盲动主义的蔓延: 会议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虽肯定反帝反封建, 但又强调“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 同时, 接受罗米纳兹的观点, 即在不承认革命形势低潮的情况下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这直接导致了会议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划, 并要求农民暴动与城市暴动有机结合起来, 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 才能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 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

在上述“左”倾错误的指导下, 党中央给各省发布指示, 制定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 在许多地区发生了不顾一切的蛮干; 强迫工农暴动; 盲目烧杀??这些暴动和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的过分悬殊,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下去, 使大革命失败后仅存的革命有生力量又一次蒙受巨大损失，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判断革命形势，提出无间断革命，反对退却， 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导致这次“左倾”盲动主义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最基本的原因来说，则是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党内存在着以革命

急性病为特征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的结果，但共产国际的反右倾斗争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罗米那兹对中国党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同样，“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结束也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自1922 年加入共产国际后, 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共产国际把斯大林的“ 三阶段论”奉为神圣的信条, 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那兹来到中国后, 按照斯大林的“ 三阶段”论指导中国革命, 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提出“ 不断革命论”，不切实际的实行其决定。直到1928 年2 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认识到必须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中共中央在实践的挫折和教训面前迅速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 基本结束了“ 左”倾盲动主义。

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1929年春随着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和湘西革命根据地的先后建立,党的各项工作得到顺利开展,时局开始逐渐好转,加之中原大战的爆发和共产国际1929年的四次“反右倾”,使中共“左”的思想又一次出现。

1930年5月, 中原大战爆发。此时, 中央的工作实际由中宣部部长李立三主持，他坚定地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于是, 在6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即《新的革命高潮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 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革命形势问题上, 过分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 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 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 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 因此当然不认为有区别资产阶级中各个不同阶层的必要; 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 又坚持“城市中心论”, 反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观点和做法是在不顾及中国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搬用俄国革命经验的结果。

这些不合实际的错误理论的传达和冒险政策的强制推行, 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很大的损失。 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给党在后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教训。1930 年7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了中国问题, 做出了《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9 月, 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 左”的估计, 停止了组织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仍有很多“ 左”的东西, 仍然强调集中火力反对“ 右”倾主要危险, 所以六届三中全会对“ 左”的错误纠正很不彻底, 从而导致了比第二次“ 左”倾错误更严重的第三次“ 左”

倾错误。

第二次，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在革命开始复兴，并且重新走向高潮的形势下发生的。他们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造成这次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一方面表现为中共六大并未完全肃清的党内“左倾”思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发生了重要的“左倾”偏差。

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中, 提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指出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 强调中国共产党应继续执行“进攻”路线, 抱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切实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 要“教育、团结、组织群众, 把他们引导到决战的阵地上去。”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他们夸大中国当时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 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 并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浪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 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王明的观点在其经典小册子《两条路线》( 即《为中共更加布尔赛维克化而斗争》) 中就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 在农村中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和平格局思想”、“保守观念”、“地方观念”、“右倾”; 坚持“城市中心论”, 主张要以城市的工人暴动为主; 李立三的错误总的说来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 等等。除此以外, 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可以说, 这些观点和李立三是一致的, 甚至比李立三的“左”倾 …… 此处隐藏：254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