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书评、讲稿集（一）(4)

其不得善终。 “制度决定论”，汉儒早知之矣。东方朔作赋、扬子云答难，皆以天汉之浑一为士难之源，零丁反复，教导后辈接受现实“夹起尾巴作人”“谨慎是勇敢的第一元素”“贫贱者理应为砍头灭族机会减少而庆贺”。 然则游士显然并未因此而绝，唯一变化，在于自许负道统行王道之“理想型”游士渐灭，谋青紫思坐食之“现实型”游士反而暴增。儒生为相始于公孙弘（“公孙子，无曲学以阿世！”），其谨慎避祸之心，不下卫大将军。然而求啖饭所之恶客蚁聚蝇趋，虽以公孙子之长于厚颜，亦莫可如何。何况政治专制化、社会平民化双规并进，虽脱栗布被亦甘者势必有增无减。东京常规，“经济型”宾客取代“政治型”宾客，马援、窦宪皆以客垦荒、经商，生利自给，不类西京门客皆政客、剑侠不事治生。 此类变形，于西汉歌、谣，已有先声，其副效果在于门客地位，渐次由“劳心者”沦为“劳力者”，由“士大夫”沦为“依附者”，由“黔首之上”沦为“良民之下”。汉魏“客”、“奴”并称，已成风会，而官法犹视“客”为“民之无籍者”，以奴待之者治罪，甚合“官法永远慢社会变迁半拍”之理。曹公屯许，以“客”为“强人依附型”农-兵，真乃“继承历史而创造传统”者，六代王室、公卿、豪强无不以此为师，史册斑斓，一望皆“赐部曲~~”“投为部曲~~”、“没为部曲~~”、“遣发部曲~~”。终至黄籍空而白籍满，正兵老弱而部曲充选锋。 迄于晋宋，“部曲”“私属”入法，

“奴”、“客”之别不显，皆佃农而兼私兵者。五朝门第，赖此支持。唐人犹有余风。门第之外，佳子弟率以佛门为出路，玄奘即显例。周孔厌厌左道烈烈，“南朝四百八十寺”，亦政治社会“驱贤良入方外”之功业。中古西欧、近世蒙藏、武家日本同坐此道。古典华夏-原始儒家-纯血统士人历史循环，道尽于此，始于封建终于依附，始于贵族终于门第。“自由的心智，不过如一蓬焰火，凌虚绝顶，刹那澌灭”。至于再创第二中国-新儒家-“宋明型”寒门士大夫维系国脉，已属旧邦新族之命，诸欧之奉希腊。

伍 刘仲敬：“三代以降，风俗之美，未有及于东京者”——《后汉书》书评周政儒道愚君政策，于元平之间，和平演变不战而胜。《改革与新思维》型罪己诏大累竹木，或许颇能酬报殉道醇儒百年呐喊。然则天不佑德，周公不出，“张少帅投奔革命马总统皈依民主”，其显效乃在平庸化猥琐化，小人儒之富贵是尚，莫盛于今。反觉《盐铁论》时代之壁垒分明、各从其道垒落可爱，“与佛朗哥斗争时代生活多愉快”。 大道既定，所争仅在君子儒小人儒真周公伪周公而已，未免乏味。独夫虽去，贤人未必能出，所出者乃在善用文宣而以贤人自任者。自眭孟以大儒成仁，唱“任贤”“让国”者数，而天位终属外戚。虽然，巨公究系王道干城，身负董子、诸生救民行仁之望，其败之速竟如暴秦。所殉者何止渐台死党数千，儒学“天真时代”，一去不返。 “原教旨周政”与

“原教旨秦政”同归于尽，于是南阳绅士之政权、汝颖（汉魏之苏杭）名士之清议，相率弃“制度决定论”之“致命的自负”，归于抱残求庸之“人事决定论”。儒学自孔子“贵族立宪主义”、孟子“民主启蒙主义”、秦汉“人民反法西斯统战教会”，流于其逻辑终点——狄更斯式温情主义“在人不在法”“争舆论不争制度”。温公羡艳者，即伊拉斯谟斯、胡适及一切文人最珍贵梦想——“教育改进社会”“舆论领导政治”。 东京政治合法性建构，具体而微，成于叔皮孟坚父子《天命论》《二京赋》。“天命之有定”、“信王者之无外”，针锋所向，恰在秦汉新三朝之“奋私智”、“知崤函之可关”，跨叔季而径续成周洛邑之大。不籍形胜、不以兵车，“舆论共识政治”落实为朋党、派系、清流之祸。 虚脱之弊，不下暴戾，东京名士绝望之心，尚远过于先儒，以其“丧失天真”，不复深信吾子吾道足恃。“楚汉之祸烈于衰周、新莽之难烈于暴秦、今日之祸烈于新莽，不知后圣当以何术以救危亡。” 且夫汉季之乱，确有异于前代之新生事物。今人习见之“饥民战争”、“群众政治”即是。平民化原系儒家及一切“爱民主义者”正面价值，然则其效未尽可欲。贵族封建制非无国难，唯其社会组织坚实，前方|后方、政治阶级|非政治阶级界限清晰。解放平民自然后果，即在“总体战”取代“竞技战”，“动物性斗争”取代“费厄泼赖”，全民皆攻击对象。并非偶然，劫质及于妇孺，始于汉氏，赵太守长于谈

判、桥太尉不悯人质（小布什主义“不与恐怖分子妥协”），皆以此负一时物望。回顾周秦，劫质尚以政治阶级为的，不乏任侠之气。此间历史形态学含义，类似老革命者恩格斯初闻爱尔兰共和军以敌国平民而非政府为敌。 贵族亡，未尝销弥祸乱，仅能去民变之组织性理想性。项王、田横、留侯之流“有纲领有目的”者出局，代之者为赤眉、黄巾之流，延及闯献、拳民，模式不改。群众散沙天然乏组织力，能代凝结核者非邪教即梁山，无论理想或行为，取径必不能高，大有助于政治残虐化流氓化，社会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