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对中国的启示(3)

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极快。2000年64岁人口已达到了17.3%,1990年为12%,1980年为9.1%,1970年为7.1%,1960年日本开始发展时仅为5.7%。

相反,中国的人口相对而言仍然年轻。2000年中国只有7%的人口超过了64岁,与日本70年代初的人口水平相当。实际上,中国目前的人口状况与日本1974年的状况非常相似,15岁以下的占25%,15岁到24岁间占16%,64岁以上的占7%,工作年龄25-63岁之间的占52%。

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年轻的人口结构。中国的人口正走向成熟期,因此也更具有生产力和企业家活力。此外,由于中国仍处于低收入水平,15岁到24岁之间的多数中国人已经有全职工作,而由于处于高收入水平,相同年龄段的日本青年仍在学校就读。人口因素加上经济改革、欢迎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政策及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今日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将比日本更快地老龄化。世界银行估计,在2015-2020年间,中国的劳动力将停止增长并出现下降趋势[8]。到2020年,64岁以上的人口将占14%,相当于日本1994年的水平。

换言之,中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正在为没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金融及养老金体制进行改革,从而建立一个可以长期维持的体制而付出沉重代价。由于内向性政策,它不愿对金融体制和服务业进行改革,不愿接受国际市场价格体系。但随着世界日益一体化,无效的国内部门开始缓慢向国际市场价格体系开放,它的无效性与潜在损失逐渐显现。用财政注资以弥补损失对长期发展是徒劳无功的。除了改革外别无出路。但是,这些内部损失在国内及全球范围内的分摊则会引发巨大的全球政治争议。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至今为止的蓬勃发展应该归功于它的改革开放政策。它意识到要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员,就必须引进外国的技术与资金,加入WT0,承诺按照国际规则行事。全球竞争的威胁正迫使中国的企业提高其效率与竞争力。此外,通过维持与美元的稳定汇率,通过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及纪律,创造了稳定增长的环境。

目前中国缺少的,是一个能够冲销不良资产及损失,能够按照国际市场竞争价格,实现长期的金融和社会稳定的适当的金融及社会保障体系。换言之,日本的教训是,在它的人口相对年轻有活力时,没有及时地发展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及社会保障体制。那时,内部的损失可以通过未来的增长而冲销。而当人口老龄化后,社会会变得保守,不思改革。在其它情况相同时,如果总体的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就缺少未来的收益来冲销当前的巨大内部损失。在这种状况下,决策者就要面对进退两难的窘境。一方面,内部损失缺少来自增长的未来收益来冲销;另一方面,内部损失又会阻碍未来的增长。因为内部抗拒改革,不愿承担损失,因而无法实现增长。

另一个实质性的区别是,由于政策失误,日本的价格体系包括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相对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已极度扭曲,以致当局已无从入手加以纠正。而中国的利率、汇率及资产价格,得益于过去20年的大力改革,与国际市场的价格体系大体一致。中国的惟一的例外应该是知识人才的价格,特别是在大企业及政府体系中管理着大量国有资产和资源、经验丰富的高素质人才的价格,他们所得到的低微合法报酬与他们承担的巨大社会责任极不相称。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能和腐败所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低工资的节余。

本文试图从日本的发展经历中为中国的改革总结经验教训。但由于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需要另文探讨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金融体制改革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9]。希望本文对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对分析中国的下一步企业、银行、政府预算、社会保障等改革,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注释:

[1]M.J.Kondo,W.Lewis,V.Palmade＆Y.Yokohama,《激活日本经济》,季报,2000年第四期,环球研究院。

[2]哈佛大学的William Overholt向我指出了这个史实。

[3]实际上,日本是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一个例证。百姓还在储蓄,但储蓄却进入了无回报、无效率的资产,像不良资产,这样从储蓄到有效投资的流动性就没有了,资金得不到有效循环。

[4]日本的家庭共持有6.9亿的外国证券,占日本居民持有外国证券的3.4%,其余为银行、企业、退休金及保险基金持有。

[5]日本银行经济与金融数据月报,图31,2002年3月。

[6]谢国忠:《日元或人民币》,2001年11月26日,摩根斯坦利。

[7]Jeffrey Young,Tomoko Fujii and Frank Packer:《外国资产投资:日本还能投资更多?》,Nikko Salomon Smith Bamey,2002年3月20日。

[8]Yan Wang,Dianqing Xu,Zhi Wang＆Fan Zhai:《隐性养老金债务,过渡成本,政策与中国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2555,2001年2月。 [9]沈联涛(编):《银行改革:八十年代的教训》,世界银行,1996。

*作者感谢香港证监会同仁对本文形成所提的宝贵意见与帮助。所有观点与错误由作者承担,与作者工作机构立场无关。

(作者系香港证监会顾问、研究部主管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香港大学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