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 - 广州三大报业集团(3)

成此等“变现”的 人却不是很多。现任广州市委常委的薛晓峰可算是媒体人“变现”政界的颇为成功的例子。薛晓峰在步入政界前任《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社委；2004年9月他离开《广州日报》，任职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2005年8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2007年2月后不再兼任市委秘书长，改兼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主任、党委主任和萝岗区委书记，分工管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和萝岗区工作。

其次是子报“变现”。在此必须对目前中国报业集团的领导架构稍作说明。从当前中国多数报业集团的架构来看，二级部门就是主报的各处室部门，比如要闻部、经济新闻中心等，以及主报所创办、衍生出来的诸子报和诸经济实体，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信息时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快报》和南方广告公司、大洋网等经济实体。也就是说，在报业集团内，子报的级别相当于主报的一个新闻采编部门。换言之，子报的总编辑相当于主报的一个部门主任，子报的副总编相当于主报的一个部门副主任。所谓子报“变现”，就是从这种平级调动的意义上来说的。比如，原《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执行主任陶第迁2004年平移至《南方都市报》任执行总编辑，原《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副主任崔向红2006年平移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这种平移所带给个人话语空间的扩展不言自明：平移前，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省级机关报的二级部门领导而已，上面还有重重叠叠的决策层；平移后，成为一家市场认同度很高的都市类报纸的掌门人，直接进入决策层，更遑论数倍于平移前的月薪和年终奖了。据笔者了解，在目前的中国报业，员工很热衷的那就是，先在主报攒够政治资本，然后平移至子报进行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变现”。否则，你要么留在主报，有足够的耐心和技巧熬至社委级，要么在子报连熬到个中层干部都是难上加难。因

此，子报目前是各报业集团中层干部为求“变现”而激烈角逐的关键场域。上升捷径之一就是这种“变现”方式，

第三是跑线“变现”，这种情形多发生在经济新闻部门的记者编辑当中，一些跑经济线的记者编辑乐于跳槽到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做公关、宣传等一些与文字相关的工作。由于媒体的经济新闻部所交往的多为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这些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掌握大量可支配经济资源，员工收入不菲，更兼到这些部门工作后文字要求相对较低，因此跳槽者的采写压力比在报社轻松不少，在文字高手们的眼中有如“小儿科”游戏。比如，原《南方日报》经济新闻中心电力线记者陈向阳跳槽到南方电网新闻中心；原《南方日报》经济新闻中心烟草线记者孙茂勇跳槽到广东中烟工业公司等。

第四是他媒体“变现”。通过这种路径“变现”的记者编辑大都在采编领域有一技之长，抓到某新闻事件后往往能“一炮走红”，从而适度炒热和包装自己，身价陡涨，随后便有条件“外卖”到其他媒体。这种“变现”还有一种形式，即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口碑不错的报纸中积累到一官半职，然后再转手“外卖”到他媒体担任要职。

这种他媒体“变现”早期以纸质媒体居多。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例子恐怕要数原《足球》报记者李响了。他依托自己娴熟的英语，以及与当时的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很好的私人关系，经常为《足球》报挖到比《体坛周报》记者更为独家的报道。2001年适逢“十强赛”和“世界杯”，《体坛周报》开出3个月百万元的价码将李响从《足球》挖走。

后来，这种“变现”多通过转往门户网站实现。《南方周末》在一篇报道中提到：“最近，《新京报》前总编杨斌加盟和讯网，担任总编辑。不久前，《南风窗》前总编辑陈菊红成为腾讯网总编；《新京报》副总编王跃春，曾短暂加入搜狐并担

任常务副总编；《计算机世界》前副总裁、总编王超，加入广源传媒担任总裁；《经济观察报》社前社长何力，加入阳光媒体集团担任大中华区新媒体业务首席执行官” [1] 。这些“从纸上到网上”的媒体人“变现”价码，至少在时下的传媒圈内看来，令人咋舌。2007年初，“中国金融网”以50万元的年薪聘请《财经》杂志前首席金融编辑、《财经时报》前任总编辑钮文新出任中国金融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除了50万的年薪，钮文新还将获得中国金融网相当价值的股权[2] ”。2006年5月，《环球企业家》杂志前总编李甬以年薪200万的身价加盟“网易”担任副总裁、总编辑。2006年10月，《经济观察报》前社长何力加盟“阳光传媒”的价码是，一次性补贴80万美元和100万人民币的年薪 [3]。

笔者以内部人在场的方式，具体论述了中国媒体内部政治的展开路径和运作逻辑，那就是，“工资＋外块”、升迁和变现。由此笔者试图揭示媒体政治的本质，即符号权力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转换，以及组织资源向个人资源的转换。

本文揭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新闻界：它既不是媒体自己竭力宣称的社会公器，也不是媒体人标榜的民主、正义诉求的场所，其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在林立的利益集团当中，媒体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参考文献】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Gans, Herbert (2005).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Herman，Edward & Noam Chomsky （2002）.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Pantheon Books。

McChesney, Robert (1999).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chiller, Herbert (1992).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Schiller, Herbert (1989). 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John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Thompson, John (2000). Political Scandal: Power and Visibility in the Media Age. Cambridge: Polity.

Tuchman, Gaye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Zhao Yuezhi (forthcoming). Communication in China: Capitalist Re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testati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注释】

[1] 成功、苏永通,“《新京报》诉TOM.COM案背后的传媒格局”，《南方周末》,2006年12月21日。

[2] 中新网2007年1月31日电，“50万年薪，网络媒体开出重金与传统媒体争夺人才

”

（http://www.chinanews.com.cn/cj/gncj/news/2007/01-31/865328.shtml）。 [3] 刘锋，“年薪百万－何力给杨澜夫妇打工”，《成都商报》，2006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