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 - 广州三大报业集团

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以广州三大报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

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以广州三大报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 尹连根（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 王海燕（《南都周刊》首席编辑） 一、媒体的异化

二、媒体人的收入结构：“工资＋外快” 三、媒体人的升迁之途

四、媒体人的资源“变现”之途 【参考文献】 【注释】

本文以内部人在场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中国媒体业作为利益集团的属性，以及媒体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内部人写作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媒体人圈子总体来说相对封闭且有一套行内潜规则，外部人对此不可能有深切的了解。笔者曾多次接受过传播学者的访谈，学者们固然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因不能深入媒体内部，其分析难免失之于皮毛、笼统乃至肤浅。即使是著名的媒体社会学者如Gaye Tuchman(1978)和Herbert Gans (2005)所做的田野调查，也未能摆脱外部人的局限。在这方面，作为内部人，笔者很好地克服了社会学调查中常常为之头疼的如何“入场”以及如何“保存现场”的问题（曹锦清, 2001），不但拥有第一手的媒体内部运作经历，而且能很好地实现与内部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从而保障发生现场的完整性，能够洞悉这种程式化的日常运作后隐藏的动机和目的，有助于笔者对媒体政治本质的把握和解释。

为完成本研究，笔者以正式访谈与日常闲聊的方式，与广州三大报业集团的部

分编辑记者多次交流。他们的详尽叙述对本文写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多种原因，笔者不便在此列出他们的姓名，只能谨致谢意。 一、媒体的异化

媒体，尤其是中国的媒体，从来就不是什么正义、民主的正常诉求场所，只不过是一些人和利益集团寻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或兼而有之）的工具和渠道。2004年9月6日晚，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屏幕下滚播着的是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的有奖竞猜信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奖竞猜的背后有利益的分成。在广州，午夜时分拧开收音机，听到的绝大多数是普通话不怎么纯正的本地医生们在大谈如何防治性病或其他什么病，那是因为该时段通常都被这些医疗机构买断了。2006年8月21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次读者访谈，但没有一个访谈对象是农民工或者下岗工人，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社会影响力和广告投放力。

在中国的报界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叫“有效发行”。有效发行其实就是能给报纸带来广告投放的发行，本质上就是有钱发行。那么在广东，什么地方最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投放广告？当然是珠三角地区。所以，广州的报纸无一例外地首先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发行量，然后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版面。在广州，由于地产广告在报纸广告中所占份额很高，所以广州报界向来极少刊登有关地产商的负面新闻。

从上述种种现象中不难看到，所谓的公平、正义，更多的时候不过是媒体谋求自身利益的一张皮罢了。当然，多数媒体还是愿意在正义、公平等当代社会的普适价值上做文章的。但千万注意，这要么更经常地被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遮蔽了，要么充其量只是他们达到谋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已，而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的。他们在社会正义、公平、民主上做文章，以求得读者的共鸣，从本质上看，其目的都

是为了在读者中扩大认同度，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扩大广告吸引率，以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有关媒体不过是一些利益集团寻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的说法，在西方并不鲜见。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Herbert Schiller、Robert McChesney、批判学派代表人物Noam Chomsky和Ben Bagdikian等，都有文章和著作述及。Herbert Schiller认为，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美国文化产品的最高目的就是“发布、推动和叫卖（美国式）消费主义，成为跨国商业公司系统实现其自身利益的理想工具”（Schiller，1992：30）。他认为，美国行政机构、军事组织、跨国公司和商业传媒纠结在一起，通过美国式市场策略的运用，在“把整个世界变成大卖场”（Schiller，1992：42）的同时，促成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特征的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的霸权地位。（Schiller，1989）。对这种大众媒介彻底异化为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的现状，Herbert Schiller感到痛心疾首，因此他在《文化产业：公司表达接管了公众表达》（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一书中呼吁，亟需大规模地反思和检讨美国的信息文化现状，将信息流通归于“公众参与和公众自我负责”（Schiller，1989：171），以“对人类的启蒙和福祉有所裨益”（Schiller，1989：167）。Robert McChesney则强烈抨击了传媒假之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护，越来越趋于私人垄断和臣服于商业价值、经济利益的状况。他认为，与这种“臣服”相应的是，“公共服务价值的衰微和被边缘化”（McChesney,1999：48），公益让位于利润，媒体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旨在“服务于一小撮富有投资者、企业老板和广告商利益的系统”（McChesney,1999：77）。

Edward Herman和Noam Chomsky在论述美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属性时，提出了一个从组织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来解释美国媒介表现的分析框架，谓之“宣传模式”。他们认为，美国新闻正遭遇以下几大日常化的被过滤路径：所有者、广告

商、信源（主要由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以及和被这些主要权力源资助与批准的所谓专家们）等。媒介“服务于那些控制和资助它们的社会强势者们的利益，并代表它们（向大众）进行宣传”(Herman & Chomsky,2002: xi)。2004年，Ben Bagdikian在其《媒介新垄断》（The New Media Monopoly）的修订版中，详尽阐释了所有美国的主要传播媒体是如何逐步被那些1987年初版时的50家而如今仅5家的大公司所控制、操纵和垄断的。在这本被称为“媒体工业集中化研究领域的圣经”里，Bagdikian通过大量的事实，生动、具体地揭示了美国传播媒介委身于那些大公司后的利益集团本质。至于有关中国媒体的利益集团属性的论述，就笔者目力所及，当推Simon Fraser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博士的论述最为系统。她在新著《传播在中国：资本重构和社会论争》（Communication in China：Capitalist Recons- truction and Social Contestation）一书中,论述了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如何和政治、经济等利益集团交织在一起，并在这种交织中实现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如果说赵月枝博士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来把握中国媒体利益集团属性的话，笔者在此拟接着赵月枝博士“往下说”，深入中国媒体内部，从一个中观的视角来剖析中国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其内部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与运作逻辑。

剑桥大学社会学者John Thompson将权力分为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和军事权力（military power）(Thompson, 1995, 2000)。在揭示中国媒体人利益角逐的路径和逻辑过程中，笔者将主要立足于John Thompson的权力四分说，着力展示媒体人如何不断地将他们手中所掌握的符号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如何不断地将他们手中所掌控的组织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源。我们将根据自己在报业多年的亲身实践、个人观察和与同事们的经常性访谈，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媒体人如何将媒体作为追逐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从升迁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从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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