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 - 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个(3)

来源：网络收集时间：202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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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生产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和风险担当看，南都对“自我审查”采取尽量规避、对政治风险的防范采取“把关上移”的机制。由于深度报道比较容易触犯权力部门的利益，具有较高的政策风险，深度报道管理层就需要给记者更多的精神支援，也需要具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和意识。深度小组负责人介绍说：“我们从来都强调，政治风险由我们来抗，编辑记者不要自己设限，但他们在长期实践中会形成一定的自我把关的惯性，但每到具体事件发生时还是有很强的新闻冲动，只要能做就尽量去做”。这种理念和机制可以避免记者碰到敏感题材时进行“自我审查”——先行把关看是否能做、能发，反之，却鼓励他们突破限制、大胆实践，争取采写出更多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深度报道。

再次，这种具有专业认同的组织控制还有赖于薪酬考核体系的完善、编辑部民主氛围的建立、报社内部新闻同行的肯定等。从薪酬制度角度看，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享受“特殊待遇”，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深度记者的底薪和区域新闻部其它条线记者一样，都是1000元/月。自2004年10月开始，经报社特批，深度小组记者的底薪提高到3000元/月，稿费则按照评级标准来打分测算，记者每个月写2篇报道，一般可以拿到约8000元收入，较之以往五六千元的平均水平有较大提高。而且，南都其他部门跑条线的记者对深度报道小组的同事们给予了高度肯定和尊重。此外，在深度报道的新闻生产实践中，组织的文化氛围是很多记者看重的东西，管理层的品质、业务探讨的气氛等对他们都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如一位深度记者所言，“很多媒体的深度记者经常会面临我们不可想象的东西。比如，老总跟采访对象勾结在一起压稿子，或者根本不愿意支持记者去做深度报道”，这也是他选择南都的重要理由。

专业认同在南都深度报道生产过程中发挥着“约束”和“释放”的双重功能。从约束的角度看，编辑部建立了一套深度报道操作的专业规范，包括操作理念、选题标准、文本要求等，从业者必须遵循这些规范进行新闻生产。而从释放的角度看，管理层的敢于担当、不断完善的考核体系、强调“把关上移”的职责分工等，有利于减少一线从业者的精神压力和职业焦虑，

使他们能更加从容、坚定地采写深度报道。因此，由这些因素构成的组织控制是南都深度报道生产中最重要的主导因素。

默契协同：行业控制的支援功能

南都深度报道的生产中同样也会受到整个深度报道行业发展水平、生存状况的控制。整体上看，国内比较专注做深度报道且有影响力的媒体和栏目并不算多，电视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为代表，期刊以《财经》、《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主流财经、新闻类杂志为代表，报纸则包括《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新京报》“核心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不同类型的媒体或栏目。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与这些同行媒体之间有着良好而积极的互动和合作关系，在长期的新闻实践过程中，深度媒体同行间形成的相互支持、呼应的合作，虽然没有借助任何契约加以组织化或机制化，却在各自深度报道的生产中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具体到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这种对行业资源的维系、开发和运用策略主要表现在如下方式：（1）集体作战：出于对新闻价值的共同判断，在一段时间里对同一重大题材进行集中报道，以引起社会的共同关注、形成广泛的公共舆论；（2）稿件转投：将本报无法发表的调查性报道，转交其它行政级别较高或更敢于突破宣传控制的媒体发表，以达到揭露真相的目的；（3）同行肯定：当某一篇深度报道产生强烈社会反响、推动社会公正时，作为同行，在新闻圈内对作者给予积极赞誉和鼓励；（4）报道协助：在不影响本报利益的情况下，给其他报社的深度记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或共享新闻素材，或帮忙寻找线人，这种情况在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的合作中比较常见；（5）舆论制造：《南方都市报》与新浪、网易等商业网站建立“伙伴式”合作关系，重大的调查报道正式见报前发给网站编辑，请其在首页转载、以引起关注。这种协作的主要目的是想借助同行媒体及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以最快速度制造“媒介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引发社会舆论。笔者2004年8月在北京、广州等地调研时，不少深度报道从业者都曾强调这种同行间的“默契”、“呼应”与“支援”的重要性，如《新

闻调查》制片人张洁介绍说，《财经》、《南方周末》等国内同行的调查性报道做得不错，《新闻调查》明确提出以调查性报道作为最高理念后也整合了一批报纸和杂志调查记者的资源，“提供消息，联动，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这些同行支援背后实际上是深度报道从业者和媒介组织对行业性“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关于社会资本，布尔迪厄（1997）将其界定为一种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它与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密不可分。对特定的行动者来说，其占有的社会资本数量依赖于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和大小，以及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各种资本数量的多寡。詹姆斯S.科尔曼（1999）则认为，社会系统由“行动者”和“资源”两部分组成，行动者拥有某些资源，并有利益寓于其中……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南都深度报道记者去异地进行调查采访，经常会碰到深度报道同行，而且采访中往往又需要得到当地同行的帮助，因此，新闻实践中容易结交大批的“朋友”、“哥们”或“知己”，从而在人脉关系的积累中积累可供使用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资本的获取既与行动者社会交往的能动性有关，更与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及背景密切相关。它“通过占据战略网络位置（location）和/或重要组织位置（position）的社会关系”而获得，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2006：26）。从这个角度看，南都深度报道记者具有比一般都市报记者更多的优势条件，可以帮助他们广泛获取社会资本，比如：报社具有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让专家学者感觉值得信赖，更乐于接受记者的采访；南都深度小组通过“孙志刚案”、“彭水诗案”等一系列经典报道确立的大胆作风，让许多都市报同行钦佩和羡慕，也更乐意给他们提供报道协助。虽然南都在报业权力结构中只是省级报业集团中的“处级”子报，但其超百万发行量的市场规模和敢冒风险的业界口碑为其建立了行业内的“结构性”优势。

除了南都拥有的独特优势外，这种深度媒体之间社会资本的共享、新闻生产的协作亦有其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业成因：（1）与一般条线记者相比，深度记者具有较浓的理想主义色彩，单论新闻生产的精力投入和经济产出比较吃亏，而且其新闻实践往往具有高风险、高压力和高强度。因此，这个从业者群体容易产生“惺惺相惜”的感觉，更容易在情感上获得彼此的认同；（2）调查报道由于题材重大而敏感，尤其舆论监督类报道涉及权力部门的腐败或失当行为，容易引起采访对象的阻挠、干预或者触犯管理部门的宣传纪律。在应对这些社会控制因素时，不同行政级别、不同组织文化的媒体有不同的抵抗能力和风险意识。深度报道从业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实现对权力干预、政策管制的“集体协商”，以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正面效应。

立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有关研究，往往将社会资本视为推动社会 …… 此处隐藏：299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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