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 - 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个(2)

个概念也同样适用于分析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制作、处理与其他相关社会行动者之关系的行为方式。

南都深度报道生产中的这种“临场发挥”，主要体现在敢“闯”的主动意识和善“闯”的操作策略。比如，一位调查记者用“政治智慧”来概括编辑部处理敏感题材的策略 。2005年1月，他到上海做关于拆迁的报道。“在静安和徐汇交界处有个小区叫麦其里，原来是租界，地段价格很昂贵，房子老是拆迁不了，后来拆迁公司晚上叫了帮人把汽油倒在钉子户的房上，全部烧着了，烧死两个老人，这个拆迁公司是徐汇区政府的全资集团公司。上海地产为何虚高？就在于政府、地产公司合谋。当时，做这种题目很危险。一则，拆迁的事情比较敏感，长期以来都是不准报的；二则，上海是个很牛×的地方，稍有不慎容易惹火上身。好在案子已经破了，东方网发了300字左右的消息，领导觉得值得做。我担心太敏感，做了也发不了，他说不用担心，这个不是你考虑的问题。要处罚也一定是罚我们领导，不惩罚你记者的。”最终，这个稿子还是见报了。

在多次循环往复的“临场发挥”中，由于宣传禁令内容本身叙述的不够明确、禁令发布有一定规律可循、发布禁令的过程需要时间等原因，南都编辑部摸索出一些可复制或可借鉴的策略：多数情况下试图“消解”或“回避”宣传政策的约束，少数情况下敢冒较大风险进行“突围”——实质上违背宣传政策的直接要求。笔者试图将这些可复制、借鉴、循环使用的应对机制概括为“策略突围”，其主要方式包括

（1）推敲宣传要求的具体字眼，在模糊表达字句中寻找可能“打擦边球”的余地。如“原则上不做报道”并非完全不可以做报道，“原则”是有弹性的，“不做文字报道”并没有说不可以做图片报道，“不宜炒作”其实很难界定何谓“炒作”。2005年黑龙江省沙兰小学洪灾事件，根据有关部门的通知，各地报纸不许做文字报道。“《南方周末》有4篇稿子因此被撤，但南都却巧妙地采取了迂回策略，文字报道不让做，就做图片报道，于是以图片+文字的形式做了两个图片版” ；

（2）对发稿时机做预判，尽量赶在有关要求下发之前刊发报道，打时间差、抢占先机。如2004年南都做关于黄金高的报道 ，“我们为了抢在禁令之前把稿子做完、发掉，就非常抓紧时间。周六，深度记者鲍小东在网上看到?防弹书记黄金高?的消息，跟领导沟通选题后，马上赶到福州连江县去。周日下午6点多，我接到编委方三文的电话，就从深圳赶到广州，坐飞机去当地，晚上12点赶到福州，第二天上午6点赶到连江。周一下午4点做完采访，9点把稿子赶出来，传给编辑。10分钟后，编辑打电话给我，说稿子不能发，通知下来了。”虽然这篇稿子最终未能见报，但从业者“抢时间”的意识未改变，而且亦有效果。

（3）有关部门下发的通知要求一般只发不收，即发出“禁令”后不会再发收回或停止的通知，因此，经过一段时间，有些报道的发稿空间是可以再度挖掘的。比如灾难性报道的“热新闻、冷处理”方法，即有意回避新闻发生的热点时刻，过段时间后变换角度寻求新的发稿空间。“《重庆拆除城市?炸弹?》这篇报道 ，其它同行媒体都在关注灾情本身，我们却关注导致灾情发生的深层原因，最后的落脚点不是做灾情的事件性报道，而去延伸开去分析城市的工业规划。这样离新闻本身很远，距离禁令比较远，就可能可以做。”此外，2005年的四川猪肉事件，“也不能做直接报道，我们的记者去做了个养猪产业的调查报道，也发了出来” 。

来自政府部门的权力干预、宣传部门的纪律要求，是南都深度报道最直接、最惯常受到的政治控制。这些政治因素对深度报道的控制不仅体现在日常化、机制化的宣传纪律、报道要求和政策公文，还体现在一些没有明文规定却被从业者谨慎规避的敏感领域。比如，对军队的负面报道、对高官的舆论监督、对灾难性突发事件或大型恶性事故的报道。针对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始终以事实原则为操作底线，坚持最大可能地发表报道，“临场发挥”是其新闻生产的特征，而“策略突围”则是其新闻生产面对政治控制进行主动协商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逐步常态化过程中，将使“临场发挥”的投机性减弱，使“策略突围”的经验性和重复性增强。

定位困惑：市场控制的间接影响

整体上看，报社市场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对南都深度报道没有直接压力，不会影响其新闻立场或报道倾向，但南都整体的市场化取向会对深度报道产生间接影响。

据实地观察，南都深度报道能够保持相当程度的中立和客观，绝少受到经济利益影响或报社经营部门的干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中可见南都编辑部对“深度”这块品牌的珍惜以及从业者在新闻实践中面对市场控制时的自主意识。2005年，广州某知名房地产集团的总裁全国劳模，该集团要求广州各报做大篇幅的专访宣传，多数报纸都满足了这家广告大客户的要求。“南都不想做得太难看，希望新闻性强点，想做个对话报道。我一开始联系恒大集团，对方不肯接受采访，建议根据素材编编算了，我说不成，必须见到本人。后来，联络了一个星期才答应接受采访。”记者为了把这篇带有很强“公关”色彩的稿子做得象新闻，选择了从当前比较热的房地产行业角度切入进行提问。稿件完成后，恒大方面要求审稿并指定要上A1叠，报社领导与该集团尽量做了沟通。“最后，我们的对话稿发在A1叠，但没用?对话?做版面名称，而用了个既象新闻又象广告的?专题?。他们集团审稿时加了很多吹嘘的话，从4000字增加到5000字左右，编辑也对此做了处理，改到3000字左右才最终发表。

对报社经营部门和商业机构的宣传要求，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均有比较明显的排斥意识。与同行相比，其编营部门的分离、独立操作的原则与抵制市场的意识更加鲜明。但是，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采编权独立还是不够现实。调研期间，笔者获悉编辑部的一次有限让步：“当时，我们做传销的系列报道，在重庆采访时调查过安利。他们非常紧张，把情况报告给北京总部，总部马上跟广州安利联系，广州这边通过报社广告部想把整个稿子压掉。我们说，我们做的是非法传销，安利不是合法的么，有什么关系？广告部希望别提重庆安利。后来，很多内幕的东西还是被删掉了，剩下是比较温和的。本来，我们写了重庆安利做法上跟非法传销一样的手段，编辑做了处理，只提了下，提得很少，好在去掉的东西跟文章的主旨不大。”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涉及广告大客户的要求，报社在经济利益上还是有所考虑的，但编辑部所做的让步非常有限，不会整体放弃和完全受制，但会在报道内容上进行一些“技术”处理。

市场控制对南都深度报道的影响主要并不是广告商的利益诉求，也不是报社经营部门的干预，而是报纸整体的市场化定位对深度报道“供求关系”内在矛盾的压力。从1995年诞生起，《南方都市报》就是一张充分面向市场、参与激烈竞争的报纸，深度报道作为其内容产品的重要组成，不可能漠视目标市场和读者的需要。何况，尊重和满足市场需要，既包含服务于报纸开拓市场的经济要求，也包含满足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于是，这种市场因素对深度报道生产的控制，造成其题材选择与读者需求之间内在困惑：主攻调查形态的深度报道，多报道异地的负面题材，舆论监督的对象多是外省市的新闻事件，可是从新闻价值的“接近性”要求看，这些报道除非特别重大、轰动，否则对本地读者恐怕很难形成关注度。

作为一张以珠三角地区为主要发行覆盖的都市报，既要对国 …… 此处隐藏：282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