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西方泛神论思想之间的类同与歧异(2)

通过比较二者的言论，我们不得不承认：两种言论几乎同出一辙！这当然是泰戈尔与西方泛神论思想家们在思想倾向上类同的一面。但是，西方泛神论思想家们在讲泛神的时候，还有一个总的纲领，这就是上帝。虽然他们也承认普泛化的神，但是他们并没有彻底地抛开上帝。因此，泛神论思想在西方往往被看成是基督教的异端。在泰戈尔讲泛神的时候，也有一个总的纲领，这就是“大梵”。大梵固然有不少可以与上帝相通之处，但毕竟是具有根本的区别的两个观念。这是泰戈尔和西方泛神论思想家们在思想倾向上歧异的一面。 五、泰戈尔戏剧创作中的泛神论倾向：与库萨的尼古拉比较

泰戈尔的戏剧创作成就不及诗歌和小说大，但是数量不少，《泰戈尔全集》将其编为三卷（第16卷、第17卷和第18卷）。在泰戈尔一生所创作的六十个剧本中，也有着许多泛神论的言论。 在《大自然的报复》中，修道士说：“这周围是什么？啊，是朝霞！/这个世界很真实，看来并非虚假，/虚假只出现我们的视觉中。/无限著于有限之形。/一切皆渺小，一切都无限！/沙石的微粒数不尽也无穷，/他们中间横亘着无限苍穹。/有谁，有谁能把它握在手中？/没有大小之别，一切皆为恢弘。/我闭上眼睛走出这个世界，/来到某处去寻找这种无限！/哪里都没有边界，边界实为迷蒙。”[13]

我们不妨将这一段话与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Cusanas, 1401 – 1464）的泛神论言论进行比较。他在《有学问的无知》（On Learned Ignorance）第二章中说过：“所以，绝对的极大既是一，又是一切；一切事物都在他里面，因为他是极大。而且，极小也同时与它相吻合，由于这个道理，它也在一切事物之中，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它相对立。因为它是绝对的，它是现实中的一切可能的‘有’，限制着一切事物，而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Thus, the Maximum is the Absolute One which is all things. And all things are in the Maximum (for it is the maximum); and since nothing is opposed to it, the Minimum likewise coincides with it, and hence the Maximum is also in all thins. And because it is absolute, it is, actually, every possible being; it contracts nothing from things, all of which [derive] from it.)[14] 对比泰戈尔和库萨的尼古拉关于有限与无限关系的言论，可见二者十分合拍。

中国思想家中也有不少人论述过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但是在理论的抽象上，似不及库萨的尼古拉也不及泰戈尔说得那么直截了当。从哲理上说，有限与无限，大约相当于中国哲学中的“有对”。在《老子》和《十翼》中蕴含由“有对”的思想因素，但是没有作为专门的范畴而提出来加以论述。在宋代道学家们的著作中，“有对”关系才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比如张载（1020—1077）在《正蒙·太和》中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15] 虽然其中也包含了对于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的认识，但是，毕竟没有使用有限与无限这样明确地标举的范畴，而且主要讲的还是对立双方的相互渗透以及互为作用。中国人对于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的认识，许多见解是包含在诗歌中的，比如邵雍（1011—1077）的为数众多的以“观物”为主题的诗歌，大都含有这样的意思。《大自然的报复》又名《修道士》，其主体思想就是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在泰戈尔的散文集《生活的回忆》中，有一篇文章就叫做《大自然的报复》，内容是对剧本反思。他说：“正如年轻时，我进入自己内心的无方位的黑暗幽洞里，丧失了获取外界的简朴自然的权力，最终有一日，外界的一个迷人的亮光，射入了我的心坎，使我与自然浑然一体，现在，《大自然的报复》以另一种方式表达

着那样的历史进程。它可以看作我后来全部文学创作的一个序曲，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就是我诗歌创作的惟一主题——即在有限之中达到与无限结合的欢娱。”[16] 泰戈尔关于泛神论的言论比比皆是。既然泰戈尔本人将其戏剧创作与诗歌创作联系起来，我们不妨对照泰戈尔用诗歌体裁对“有限于无限关系”所作的更为形象化的表述。在《献歌集》第120首中，他写道：“有限中的无限，/你演奏独特的乐曲。/你在我的中间 /显得那么甜美。/收容这么多的色彩、香馨，/收容这么多的歌曲、诗韵，/无形，你在我心宫苏醒，/以有形的多姿。/你在我的中间 /显得那么甜美。 一切披露无遗，/你我一旦交融——/宇宙之海上，/嬉戏的波涛汹涌。/你的光华没有阴影，/形体在我体内凝成，/那是我眼泪里的 /美丽的忧郁。/你在我中间的倩姿 /是那样甜美。”[17] 有限的我的人生，于无限的大梵的永生，完美地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这样一来，即使是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们依然在人生的大海上弄潮、嬉戏。这是因为，在大梵的光华里，原本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大梵在人的心中，原来是那样的美丽：“你在我中间的倩姿 /是那样甜美。”庄子也曾有过“天籁”之比喻，庄子也曾讲过“物我齐一”。但是，庄子在论述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时，有的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那样的中国式的乐观和幽默。庄子在论述有限于无限的关系的时候，却也很凄怆和悲凉。其得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华夏文明的存在与繁荣。这与中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黄河流域的并不十分丰盈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人在认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的时候，只能那样按照中国的方式来认识。泰戈尔的情形却不是那样，它是按照地地道道的印度方式来认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的。在泰戈尔那里，有限的“我”，其心态是比较欢娱的，不必用嬉笑怒骂来对待生存过程中的无可奈何的种种事件，也不必有什么悲凉和凄怆来对付人生中的种种不幸。

总之，在泰戈尔那里，没有几千年的历史负重感。当下的我，只不过是小小的我。但是亿万斯年之后，小小的我，毫无疑问，可以变成最大的我，变成阿特曼，亦即变成大梵。这是因为，小小的当下的我，本来就是来自亿万斯年以前早就业已存在的大我，亦即阿特曼，也就是大梵。这与印度斯坦平原和孟加拉水网地带的自然资源相对丰饶，人们谋生相对容易这一风土文化的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至于库萨的尼古拉，他从对立面的统一来达到对无限的认识。他认为极大与极小，无限与有限，单一与一切，都是统一的。在这一点上，泰戈尔与这位西方泛神论的思想家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其间的类同之处。但是，他们在达成同样认识的过程中，经历了“殊途同归”的思维路径。他们的出发点明显不同，库萨的尼古拉以“有学识的无知”为其认识的逻辑起点，体现了西方思想家“为真理而真理”的思想特色。至于泰戈尔，他则不是这样。在泰戈尔那里，一切都宛然可在，自然界的事物如此，人世间的事物也是这样。由于知识（学识）也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泰戈尔从来没有鄙薄知识的言论。即使像孟子那样的以为某些书本知识乃“糟粕”的言论，泰戈尔也是没有的。

那么，泰戈尔的泛神论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不是别的，而恰恰就是吠陀。吠陀是印度多数思想家们认识的逻辑起点，也是泰戈尔泛神论思想的逻辑起点。吠陀，其本义就是知识。从吠陀出发，即从人们已有的知识出发来认识世界，尊师（guru, 古鲁）重教，这是大多数东方民族的道德准则，这也是东方人立身处世的的依据。正如《大林间奥义书》

所说：“大梵是智识，/亦是阿难陀，/乃为布施人，/最后之归极，/亦属安立者，而能知彼者。”（III,9,28）[18] 虽然以吠陀为认识的逻辑起点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主义的某些缺陷，但是这样的思维路径能够帮助人 …… 此处隐藏：551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