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期内部分裂事件揭密（图）(4)

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集结到了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 这就是张国焘极力主张南下的结果，是南下这一战略方针错误的结果，南下的不利因素，中央曾经为他作过剖析，但是张国焘不听，现在在实践面前碰了壁，他就只好“结束了”。

张国焘的“南下”无论天时、地利还是人和都不具备。他不得已只好放弃，转而在中央的极力敦促下“北上”。但他的“北上”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百丈关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停留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12月初，敌薛岳部由东面的洪雅地区向荥经进攻，红军于中旬撤出。此外，红军曾在这个地区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府，组织了一个独立师和两个独立团共三千多人。但是，这一地区多是藏族聚居区，长期的民族隔阂，再加藏族上层分子

对藏民的欺骗恫吓，都使开展群众工作遇到极大困难。红军的军粮很难得到补充，因此，这一地区不能成为巩固的根据地。

从1936年1月8日红五师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困难情况：“药品材料现在完全是用中药，现在最缺乏的解热剂及收疮剂、纱布、棉花，丹巴附近买不到，早已用完，现也感困难。”伤病员“每天一餐馍两餐稀饭，吃的菜是萝卜、酸茶”。“粮食收集三十四万斤，已吃完，现在是现买现吃”。“斗笠、脚马子因无材料全未制造。”据郑维山说：“我军在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员、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能吃上粮食。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则靠野菜树叶充饥。有不少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

在困难和被围的情况下，张国焘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时想要退到西康去，说什么西康是我惟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也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一时他又叫嚷“应尽量巩固原有阵地”，还准备“将来南进或东进”。

实际上，这时候的张国焘，已经率领着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包括原一方面军划入左纵队的部队，走上绝路了。正如中央曾经告诫过他的：“南下是绝路”。

现在红军所占领的地区，宝兴是小县，在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从这里往天全、芦山是比较平坦的地区。在这里作战，不但面对着装

备较好的敌人，而且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也得以发挥较大的威力。敌人在这一带已构筑起碉堡线，也阻遏了红军的前进。这些都不是当时红军的力量所能摧毁的。蒋军薛岳、周浑元部集结到了红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法，不但粮食即将吃尽，军事形势也日益严重。敌向北进逼。而红军占领的这一带藏民地区，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民反感。藏民不仅阻拦外来的军队，尤其不愿外来军队取得他们自己尚嫌不足的粮食。红军一旦驻扎久了，与藏民争食的情况就日益严重起来。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红军对抗，发生武装冲突。

红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到了1936年2月，薛岳部队6个师配合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李抱水五十三师为策应东线敌军，也由康定向丹巴进攻。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兵员无从补充，粮食得不到接济，向南向西向东均无法进军，只好经懋功向西康省的东北部转移。 当时敌人的兵力布置：邓锡侯部约20个团分布在牛头山、水磨沟、大邑、双河场、天官场、山岗地区。刘湘部的两个师、两个旅在玉林山、何场、平落坝地区。潘文华的两个师和一个旅在夹门关、朱家场、中峰场、观音场、名山、金鸡关地区。孙震部约14个团在金鸡关、白芷庙、草坝场、大兴场地区。薛岳部在荥经、新场、老金山地区。刘文辉部在雄州、汉原地区。李抱水部两个团在毛牛，两个团在康定，两上团在泸定、瓦斯沟区。李家钰部在大渡河与西昌、会理地区。2月上旬，四方面军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计划，决定撤离天全、芦山和宝

兴地区。红军主力迅速向西康东北转移，而以一部在邓生、硗碛、达维、抚边钳制南东两方敌人。

当时全军最大的困难仍是物资缺乏。时已隆冬，部队的棉衣尚无着落，战士们把棕树上的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中御寒，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口粮无着落只好以却菜果腹。由于粮食困难，当时在部队中组织了牵牛队，广泛训练捉牛、杀牛、吃牛方法。这时，张国焘打算“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准备宣传品及向西发展的工作计划”，也就是要进入甘西和新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我们在西康停留的期间——1935年11月到1936年6月——前线大致没有战争。驻在康定的刘文辉部与我军隔着折多山对峙，相安无事。我军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西藏达赖喇嘛属下经英国训练的少数军队则驻防右岸，彼此也从未向对方射击。蒋介石、刘文辉也曾利用少数藏人，组成游击队向我军搔扰，但这些受蒋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视为“藏奸”，没有群众基础，经我军予以打击，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军多数是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我们是集中力量，进行部队的训练，主要是使一般战士了解西北情况和对骑兵作战的战术。我军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区长期停留下去，但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我们须花很多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会使我们的战斗部队，转化为屯垦军，因而放弃对全国革命的领导任务，这自然非我们所愿。有鉴于此，我们乃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夺取甘肃的河西真诚廊和新疆，与在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训练工作便是根据这种方针来进行。

对张国焘的这段自白，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个预定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与在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由此可见后来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却发生了四方面军主力渡黄河向西到河西走廊了事，并不是偶然的了。

就在张国焘南下失利的时候，他还在叫嚷他的南下是“正确”的，继续攻击中共中央。他在到达道孚后，3月15日在干部会议上作了个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说他率四方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反对毛、周、张、博也是“完全正确的”。他说：“耍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地向北发展。”“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对于他在天全、芦山立足不住而转移到西康东北部，他说“转移地区可以说是平常的一回事”，把当时中共中央领导红军东征说成是“也同样转移到晋西去了”。他攻击中央是什么在“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的向北逃跑。他鼓吹“我们在这里不是借路经过，而是要整理部队，建立政权。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夺取少数民族，建立政权 …… 此处隐藏：144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