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的读后感10篇(6)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十)：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去年端午渡口书店放了一次中研院史语所的纪录片我才第一次知道傅斯年的名字。片子讲成立于1928年的史语所因时代动荡，历九次迁徙，最终于1954年定址台北南港。 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筹设全国性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请当时的大学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担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授的傅斯年任史语所第一任所长。

　　1948年，时在美国养病的傅斯年不顾友人反对，面对他所服膺的政府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情况下决定回国。年底，他去南京机场迎接他自己派出的抢救北平杰出学者南下的飞机，看到机舱里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名学者，失望之极。不久，又知悉两位老友自杀，傅斯年倍感痛苦，自杀未遂在房间内锁了三天，反复背诵陶渊明的诗。

　　他背的是《拟古》第九首：

　　傅斯年与史语所

　　1928年4月，史语所筹备处设于广州中山大学，在广州创所时期，傅斯年撰写《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意》一文，鼓励研究同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创所元老李济先生曾回忆当时的情形：民国17年冬天，从印度回北平时，在广东停止，第一次到广州，碰见了傅斯年先生，他正筹备史语所，且热心地说，办史语所最要紧的一件工作是：提倡近代考古学，要用考古学方法收集材料，整顿过去的历史。

　　傅斯年终身任职史语所所长，期间管理十分严格，因此被畏惧他的年轻学者取外号叫“胖猫”，有害怕的意思在。并且还因为时代动荡频频带着史语所西海为家而获得了“搬家先生”的绰号。

　　傅斯年规定，史语所的目标是客观揭示民族的过去，不对政治施加影响，而是推动绝对客观的历史研究和建立自主的研究领域。而另一派历史学家，尤其是左派史家坚信史学应与大革命相关联。

　　但“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傅斯年，也在思考“书生何以报国”这个紧迫的当下问题。1932年，傅仓促写出《东北史纲》第一卷，以反对日本推销的《大东亚民族史》等历史书，与史语所定下的客观性的历史原则相抵牾，他的“民族情感压倒了学术规范”，因此备受同行批评。

　　但史语所仍然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第一流的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专业史家、考古学家、历史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比如在张光直列举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六名考古学家中，其中四人来自史语所，他所列举的四位殷商史研究的顶尖学者全部出身于史语所。这里或许还有一个可以询问千年的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

　　傅斯年与台大

　　傅斯年作为现代学术的主要构建者之一，他组织和领导的学术群体不仅是史语所，还包括北大和台大。动乱时期，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并为西南联大也是傅斯年建议的。

　　49年1月，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之后将全部精力献身于台大。在台湾，傅斯年以校长著称，远胜于一位历史学家，在今天的台大，他仍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以其名字命名的傅园、傅斯年大厅，纪念他的傅钟，都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傅斯年。其实他只在台大工作了不到两年。

　　人们怀念傅斯年，不仅因为他从大陆争取来许多有名望的老师，也因为他不允许政府高官获得教授职位，这在政治权力干预学术事务的年代是非同寻常之举。他在担任北大代理校长期间曾经平拟昆明学生运动，劝服学生停止罢课，尽管傅斯年将学界和政界关系划清，他确实具备处理学运的能力。在他担任台大校长后不久，也遇到了台湾的学生运动“四六事件” ，不过他以“我不兼办警察局”保护了很多学校里的左派学生。

　　傅斯年与胡适

　　当胡适以一个年轻留学生回到北大教书时，讲哲学史从东周开始，没有被学生赶走的原因竟然是中文系学生中的傅斯年说，胡适走的路子没有错，你们不能赶。

　　傅斯年一直是胡适的保护者和支持者，当傅为胡适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做了很多大改革，也是为替胡适铺下坦途。有玩笑说：傅、蒋二人办事才干远过于蔡元培和胡适，可是会办事的是北大的“功狗”，而办事令人不敢恭维的成了北大的功臣。

　　傅斯年年纪比胡适轻，在台北猝逝时，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许多话，“他集中人世许多难得的才胜于一身”“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中国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这是胡适对傅斯年最后的评价。尽管当年他在北大求学期间与新潮社的成员五个人一起出国留学，他在欧洲七年，从英到德，从心理学到物理学，数学到历史语言学，却未获得一个学位，导致胡适认为他颓放，不如顾颉刚之勤。然而也正是他不专门的学习方式使他能够成为现代学术的总设计师。

　　“一团矛盾”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王汎森在《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说：对五四青年而言，各种内心斗争一直是明显的，包括新旧自我之间的斗争，一个人怎样成长与他希望事务会成为什么样之间的斗争，以及其熟悉的与其愿望的之间的斗争。这种“一团矛盾”的心态是两方面的冲突，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过去、他们最为熟悉的、内心深处最亲切的自我感受，另一方面是他们觉得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将会如何。他们担心传统的价值体系会损害国家的强大，所以应该清除他们感到其最熟悉的旧的自我；但是从旧我向理想的跳跃比大多数这些人所想象的还要苦难得多。

　　傅斯年也同样敏锐地感受到新旧自我之间的斗争，在编辑《新潮》杂志和参加五四运动后，他发现自己也在矛盾状态中摇摆不已，他在给俞平伯和顾颉刚的信中表明：我现在自然在一个极危险麻乱的境地，仿佛像一个草枝飘在大海上，又像一个动物在千万重迷阵里。

　　不管是对于家庭关系的理解，他虽然珍视，却在书房挂条幅“四海无家”；还是在思想上，知道新思想可贵，却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他呼吁抛弃“文人”文化，驱逐文人，但他实际上也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在拥有深厚国学基础的前提下，反对任何“国”的事物。但另一方面，他的民族主义热情和他要抛弃的传统学术的愿望之间并不矛盾。

　　傅斯年承认人们对他的称号“傅大炮”，但大炮一词不能准确概括他的全部性格，在一个人面对抛弃自己完全熟悉的事物、批判那些他曾经安于其中的事物时，怎么会不紧张与矛盾？如他自己所说：在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 …… 此处隐藏：94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