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的读后感10篇(5)

　　记得一位评论家说“若不深入了解、进入作者的世界，掌握他基本的直觉，在他感性的活动中发觉他言论的奥秘冲动等情怀，人们将无法树立一种有价值的评论。”对于我来说，谈不上做“有价值”的评论，但作为个人心得的读书报告，了解作者与书的写作仍然是必要的。

　　王汎森，仅一个“历史学家”四字，后面就似乎不可避免地跟着很多头衔、标签。我无意于在此堆砌其履历，只涉及与本书相关的两点：一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前任所长，二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把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作为其研究对象，作为史语所的一员，一个重要的优势恐怕就是史料。他可以利用保存在中研院史语所包括五大箱四千多件的“傅档”，可以直接读到傅斯年写有批注的藏书、往来信函，这无疑使这本书相比其它有关傅斯年的著作更为真实、深刻。而撰写时尚为史语所后辈的他，面对所内前辈认为“不可侵犯”的傅斯年，自然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这促使他摆正自己的心态，“不是以崇拜者的角度写” ，经心而又客观。同时，这本书是王汎森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时的博士论文。这就让它“不是一本详记生活历史的传记，而是思想传记之类的” ，以“主要是看整个时代的脉络与个人思想行动之间循环往复的交互关系” 的态度更具学术意义。用英文写就、符合英美学术规则使按照英文著述体例、“围绕一个或几个themes来进行” 的本书，每个章节都极为紧凑，相互有所关联，又可独立发展成篇。

　　大致了解了作者、书的基本状况之后就是对其中内容的介绍与感受。

　　翻过书的最后一页，封底恰是傅斯年的一段话“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p186) 粗粗读过，心下觉得何其无奈；仔细想想，傅斯年的一生真的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矛盾中挣扎度过的。又或者说，这恰恰是王汎森的独到之处：用爬梳遗文得到的几个主要阶段的矛盾，让我们更容易得到一个明晰的傅斯年。

　　激进的五四青年，这是傅斯年甫一登上历史舞台的形象。其初入北大时，正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高潮，袁世凯、张勋“你方唱罢我登场”。蔡元培初掌北大，新的思想不断涌入。面对内忧外患、剧烈动荡的局面，自小生活在封闭保守环境，而今又逐渐成长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不可能无动于衷。旧的传统似乎都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感到厌倦并失望透顶的他，用“中国缺乏一个真正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中国人实际上一点‘生活’都没有。” (p47)这样的观点来表达自己。时代的焦灼感撕扯着他，他急切地渴望全盘变革，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又反感“要来时挡不住，要去时留不住”的“流行病症候群”式的肤浅改造 ，认为要一点一滴从人心改起。在新文化运动渐次展开时，他强烈地诋毁中国传统，甚至主张“创造新的拼音文字取代表意文字系统，以拼音文字摧毁中国传统文学，然后建立新的文学。” 正如王汎森“新瓶旧酒”的精妙比喻。六岁就开始在祖父监督下接受传统儒家经典教育的傅斯年如何能做到决绝至此？与胡适谈到的“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p58) 正是对这一矛盾的坦诚。在这里，面对当时及现在人认为其思想过激的评论，我不得不插一句，即在当时旧思想一片混乱，新思想刚刚诞生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出大力尚会抵消过半，况乎小力？傅斯年的“过激”似乎也无可厚非。

　　带着这些矛盾和学习西方以救国的热切期望，傅斯年留学欧洲。再回国，一个接受了实证主义思想的史学家形象已初见端倪。

　　中日矛盾不断激化，渴望建立一个与国外对话的学术世界的傅斯年坚持史语所永远不会讨论史观或历史哲学，只有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描述历史。然而，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资料与国联调查团，傅斯年拿出了《东北史纲》。他越过了对政治与价值判断的疏离，而这本书也因为浮泛、不重视日方证据等过失受人诟病。这不过是此时期实证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表现之一。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光大民族往昔与文化反传统主义的矛盾也凸显出来。“九一八”事变后，许多知识分子觉得在声称自己爱国的同时又诋毁祖国传统显然是有问题的。 在这些舆论中，傅斯年在一些场合赞美民族往昔以唤起爱国情感，却又从不把它们写成演讲稿。这恐怕是他固执地相信“反传统主义”是医治中国文化痼疾的良方，对传统的内省式道德哲学观怀有深刻的憎恶感思想的表现。

　　抗战之后，紧接着是解放战争。傅斯年随国民党进入台湾，自己也步入晚年。在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于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事物的可能性感到乐观，甚而回归了曾极为反对的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要求台大所有一年级新生读《孟子》，并设立“孟子心得奖”以奖励那些读有收获的学生。这或许是由于其对自己革除传统时为马克思主义铺平道路的自责和无奈，也何尝不是一种经历人生洗练后的文化寻根与宽容平和？正如海浪，纵使波涛汹涌，在海滩处也终归风平浪静。

　　纵观傅斯年的一生，不可否认地，“一团矛盾”会带来思想的痛苦与内心的纠结。但是，经过一次次的自我反思与追问，我们看到傅斯年的思想在深化、在撕扯和选择中渐趋理性；也正如戏剧中刻意安排的矛盾，傅斯年的思想冲突更深刻地表现了他生命的张力和个体在时代的搏动。这本书的结语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我并不认为傅斯年是失败的，或许之前的期望在不断转向，甚至遗失、落空，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正是不安吗？我们自己的发展也就是在一次次思考与变化中不断深入、向前的，说人，也是说世界。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九)：“一团矛盾”的人生

　　“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傅斯年 12月20日是傅斯年忌辰，1950年，一生好抨击政府的傅大炮在议会被质询台大行政管理时，悴死于脑溢血。一年前，他自书卷轴“归骨于田横之岛”，一语成谶。 现代学术而言，傅斯年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但由于曾被列为战犯，他的名声一直不显。这本书原为王汎森的博士论文，写在二十多年前，原稿为英文。今天对于傅斯年的研究已经很多，但这本书“藉傅斯年看他这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心态的起伏变化”依然具有典范作用。上述所引的一段话颇能说明傅斯年的心境与人生，同时他也常用“一团矛盾”来形容自己。 民国初年，新与旧的冲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在学术领域，怀抱救国图存理想，对传统常持有极端看法，社会的氛围是全盘西化，摈弃传统，乃至连汉字也要用罗马字母来改造。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固然可以说大致分成两派，旧的一派为章太炎、柳诒徵、林纾等，新的一派以胡适为代表，但事实上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从社会舆论来看，新的已经彻底压倒旧的，但所谓的新人物却往往具有较强的“国学功底”，不说钱玄同、吴虞等人几乎就是纯粹的传统人物，即连洋博士胡适也具备了极好的古典学术底子，他能担任北大教授，《诗三百篇言字解》的功劳至少当占一半。一方面是抛也抛不掉的传统学术，一方面是救国亟需的西方学术，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 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学人都无法摆脱的问题，对于这种现象，吴宓用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拟，“二马裂尸”。 学术上，傅斯年有几个巨大贡献：一 是建立了历 …… 此处隐藏：3839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